一支石笔的奖状

中华民国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的《政府公报》第八十五号上，登了一份农商部的褒状，表彰江苏无锡人宋敬业创制的石笔。部里审查完毕，认为”石笔制法及原料均无发明特长之点，所请专利碍难照准，惟所呈制品尚堪实用”，依照《暂行工艺品奖章》给予嘉奖，然而落款写的却是：洪宪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这个年号在8天前就已经死了。

《政府公报》第七十七号，中华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版，白纸黑字写着政事堂的告令：”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

上一期公报里，才刊登了袁世凯的撤销帝制申令——先撤帝位，再废年号，中华帝国到此玩儿完。

洪宪年号是怎么来的？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记载了一则逸事：1915年底，帝制箭在弦上，年号成了头等大事。北京城里吵成三派。

一派要用”武定”，光武帝、洪武帝都带”武”字，武功定天下，听着硬气，而且查遍历代年号表也没有撞号的。另一派要用”文功”，说项城靠的不全是枪杆子，也有杯酒释兵权的手腕，”文功”附顺民情。两派谁也说服不了谁。

第三派不讲武功也不讲文治，讲《推背图》。

论证是这样的：洪范五行，天数五，地数五，”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明太祖洪武开国到1916年，恰好约五百年。五百年里，”洪”字反复出现在改朝换代的节骨眼上：洪武驱逐蒙元，洪秀全抗击满清，辛亥首义的领袖叫黎元洪。再翻开据说藏在德国图书馆的《推背图》影印本，上面写着”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元向汉中看”。又有黄蘖山人禅诗，历序汉唐宋明，末一首：

光芒闪闪见炎星，统绪旁延最有凭。

继统偏安三百六，洪荒古国泰阶平。

谶纬排下来，”洪”字累累如贯珠，几乎每次汉人政权复兴都挂着这个字。袁世凯听完说了个”善”字。

章太炎则说了另一番话，不客气得多：实力不够的人才迷信谶纬，替他办事的人要么糊涂要么奸猾，选”洪”字就是蹭朱元璋的年号、攀洪秀全的旗号、借黎元洪的名头，”欲用其名以壮基业”，没别的。

“洪”字就这么定了，配一个”宪”字，取君主立宪之意，给帝制披层外衣。

1916年元旦启用新年号。当天九门提督、内外警察厅、步兵统领派队四出，满城搜刮写着”共和”二字的门对、牌号、告示、墙壁，统统消除。大街上刻写的来不及涂，就在”共和”字面上画一个大黄圈，官方说法叫”藉壮观瞻而昭民意”。街上很快有了童谣：

一路圈儿圈到底，到底再圈圈不起。

帝制不过画圈圈，空圈圈了圈而已。

小孩满街唱，警察满街追着禁止。83天后，该画圈的变成了”洪宪”。

洪宪元年3月21日

《政府公报》第八十五号收录了洪宪元年3月21日以来的公文。翻到3月21日这天，一切如常。

国务卿陆徵祥签字，各项政务照常推进：刘跃龙获颁二等文虎章，李厚基特任建武将军继续督理福建军务，靖武将军汤芗铭的母亲病故批了十四天丧假，兴武将军朱瑞因获颁”十二章金带”上表谢恩，督办经界局的张心濼奏请修订京兆经界章程，蒙藏院请示鄂尔多斯辅国公长子阿木固朗袭职，回部贝勒哈迪尔晋封郡王。帝国距离终结还有不到24小时，边疆的封爵流程还在走。

宛平县节妇张杜氏这天拿到了内务部正式批准的”懿行可风”匾额，帝国眼看就要没了，一块贞节牌坊的文件倒签齐了。

公文里看不出任何异样。第二天早上一切就变了。

洪宪元年3月22日

公报上签文件的人换了，陆徵祥变成徐世昌。陆徵祥被”开去国务卿职”只保留外交总长头衔，北洋元老徐世昌火速接任，即日视事。

一夜之间完成国务卿更替、起草近千字申令并颁布全国，可见这份申令不是22日才动笔的。21日那些照常运转的公文底下，该写的早就写好了。

申令近千字，文辞考究，但要紧的只有七十二个字：

“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分别撤销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

筹备了数月的中华帝国到此夭折。

这份申令泄露的东西比它宣布的多得多。袁世凯的叙事起点是帝制是别人的主意：”忧国之士，悱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从1913年起就有人鼓动，他”屡加呵斥，至为严峻”，后来各省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参政院”责备弥严，辞不获已”，推辞不了才勉强答应。一个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人说自己被一群他亲手任命的参政员逼上了皇位，而国民代表大会1993票全票通过，一张反对票都没有。

然后是罪己。”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论语·尧曰》里的话，商汤大旱祷天用的句式，正宗的帝王罪己诏腔调。他私下跟幕僚张一麟说过”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如果这话是真的，那”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未必全是做戏，只是真话裹在帝王修辞里，反倒像施恩了。

全文的落脚点在三个字上：”本大总统”。全部逻辑归结到这里：帝制不是我的错，我主动撤了，所以我还是大总统，谁再反对就是扰乱地方。皇帝他可以不当，总统他打算当到底。蔡锷看穿了，护国军没有因为帝制取消就收兵。

洪宪元年/中华民国五年3月23日

22日的申令撤的是帝位，23日另发一道告令，废的才是年号。

“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

先撤帝位再废年号，分两天下两道命令，法理上一步一步来。行政系统的反应当然跟不上。农商部那份石笔褒状，签发日期就是”洪宪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年号废止的同一天。到3月31日刊登在《政府公报》第八十五号上时，已经过了八天。公报编辑拿到这份稿子，看到上面写着”洪宪元年”，完全可以退回去要求改成”中华民国五年”，但没有，照登了。

参谋本部后来专门打了个报告，要求将洪宪期间发放的军官委任状全部回收重印，换成”中华民国”的版本。全国各地的军官拿着印有”洪宪元年”的任命状一张张交回来，每个人亲手交还自己参与过的那一段。在偏远省份和基层衙门，”洪宪元年”大概又多活了好一阵，直到某个县衙用完最后一张旧印纸。

从1月1日算到3月23日，从它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公文上到最后一次被签发，前后83天，不到一个季度。

宋敬业的石笔后来卖得怎么样，没人知道。倒是这份褒状，在年号死了八天之后才登出来，或许成了”洪宪元年”在政府印刷品上最后的痕迹。

这不是某家报社的编辑偏好，而是从1979年伊朗革命至今，整个日本新闻界的行业级统一惯例。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日本外务省与各大通讯社从一开始就把霍梅尼的报道称呼统一为「ホメイニ師」。

1989年，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报道则直接沿用同一格式——「ハメネイ師」。

这也是新闻界典型的一致性原则：同一角色的称谓必须前后连贯，不能让读者产生「换了个人是不是换了个制度」的困惑。

为什么非要加这个「師」字？

因为日本人遇到了一个翻译上的真空地带。伊朗最高指导者的宗教头衔是「阿亚图拉」乃至「大阿亚图拉」（آیت‌الله / آیت‌الله العظمی）——这在日语世界毫无认知基础。直接音译写成「アーヤトッラー」，普通读者完全无感；翻译成「宗教指導者」，四个字塞进标题又太冗长；什么都不加呢？读者就会把他当成一个普通总统或首相。

而「師」这个字，恰好是东亚文化里现成的密码。禅師、大師、導師、至聖先師——佛教有，儒学有，武道有。日本人看到「師」，脑子里自动弹出的画面是：一位拥有至高精神权威的宗教导师。一个字，就把「此人不是世俗政治家，而是神权体制的最高权力者」这层信息，精准地传递给了读者。

用今天的话说，这叫文化本地化——不是翻译原文，而是翻译认知。

BuzzFeed Japan 2020年的一篇美伊关系长文，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文中在解释伊朗最高指导者与总统的区别时，顺带写了一句：「最高指導者は、政治指導者であるとともに宗教指導者でもあるため、日本では『氏』ではなく『師』の肩書で表記される。」

这里的关键对比是「氏」和「師」——日语中这两个字读音完全相同（都读「し」/ shi），但含义天差地别。「氏」是日本新闻报道中对任何人物的中性敬称，相当于中文的「某某氏」；而「師」则专门传递「此人是宗教/精神导师」的信息。

有意思的是，「師」偶尔也会溢出到其他什叶派人物身上，但始终没能固定下来。

伊拉克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在少数深度报道中会被写成「シスターニ師」，但多数媒体仍沿用「大アヤトラ」（大阿亚图拉）；霍梅尼曾经的接班人蒙塔泽里，偶尔在历史回顾类文章中写作「モンタゼリ師」，但从未成为标准用法；伊朗前总统鲁哈尼本身也是什叶派法学者，每日新闻曾用过「ロウハニ師」——但并未成为各媒体的统一惯例。

可以说，「師」的适用范围极其狭窄。罗马教皇不叫「フランシスコ師」、东正教普世牧首不叫「バルトロメオス師」、英国国教会坎特伯雷大主教不叫「マラリー師」、逊尼派的沙特大穆夫提也不叫「アーシェイフ師」，连同为什叶派的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也不用。几乎只有伊朗最高指导者，享有这个待遇。

这些「偶尔」恰恰反证了「固定」的稀有。能让全行业47年如一日统一使用「師」的，只有伊朗最高领袖这一个角色。

但如果你问1979年那批编辑和外务省官员：为什么偏偏选了「師」而不是别的？恐怕没有人能给出一套严密的论证。这更像是一次历史偶然——在伊朗革命的紧迫节奏下，有人拍板选了一个最经济、最有东亚文化共鸣的字，然后全行业跟进，并成为一种惯例。

当你在日本任何一家媒体上读到「ハメネイ師」时，你其实同时接收了三层信息：他姓哈梅内伊，他是宗教人物，他掌握最高权力。

这一个「師」字的信息密度，大概是新闻翻译经济学的天花板了。

📖 译自 Khabaronline（خبرآنلاین），原文引自纳提格·努里回忆录，由伊通社（IRNA）转载。原文链接：khabaronline.ir/news/1638632

作者简介

阿里·阿克巴尔·纳提格·努里（علی‌اکبر ناطق نوری，Ali Akbar Nategh-Nouri），1944年生于伊朗马赞德兰省努尔市，保守派资深教士。曾任伊朗内政部长（1981–1985）、伊斯兰议会议长（1992–2000），1997年参选总统败于改革派哈塔米。此后长期担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本文所述1989年访朝时，他尚未出任议长，以随团成员身份参加出访。

访问背景

1989年5月（伊朗历1368年2月），时任伊朗总统的阿里·哈梅内伊率团先后访问中国与朝鲜，这是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动，也是哈梅内伊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同年6月霍梅尼去世后，他接任最高领袖，此后再未踏出国门。

朝鲜方面给予了极高规格的接待，包括五千人波斯语合唱、大型战争实景演出等。本文即纳提格·努里对朝鲜段行程的私人回忆，生动记录了金日成的个人特征、平壤的城市面貌，以及哈梅内伊在外交场合中不按常理出牌的强硬姿态。

如果要问朝鲜到底是什么，我只能说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军营。那里所有人——男女老少、军人平民——只要有外宾来访，一声令下，便自动编入预先设定好的方阵之中。

据伊通社援引纳提格·努里回忆录中关于1989年5月（伊朗历1368年2月）访问朝鲜的内容：「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我们随同’先生’（آقا）[即最高领袖，当时仍担任总统]一同前往朝鲜。」

朝鲜领导人对飞行的恐惧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被尊称为「伟大领袖」，是一个极其谨慎而古怪的人。他一生从未乘坐过飞机——即便去苏联，也是坐火车，单程就花了七天。(译注：此说法有所夸大。据美联社及《朝鲜日报》报道，金日成早年曾乘飞机出访，包括1965年赴印尼、1986年赴苏联等。但晚年他极度偏好火车，1984年访问苏联和东欧时宁可花一个月坐火车也不乘飞机。据称金日成父子曾目睹一次朝鲜飞机爆炸事故，此后对飞行心存忌惮。努里听到的很可能是朝方美化后的版本。)

他常说：

聪明人不会上到那么高的地方，把自己交给一个事后无法自救的东西。

在朝鲜，不到机场迎接外宾是惯例。当时我们也在问：金日成为什么没来接机？全体代表团乘坐樱桃红色的奔驰190前往下榻处，而哈梅内伊则被直接带往宫殿接受金日成的迎接。

巨大的军营

如果要问朝鲜到底是什么，我只能说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军营。那里所有人——男女老少、军人平民——只要有外宾到来，一声令下，便自动编入预先划定的营队方阵之中。

他们人人手捧鲜花，列队欢呼雀跃。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人们身着军装，在人行道和公园里整齐划一地操练迎宾礼仪和军事动作。

专用车道

平壤另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它的街道。马路中央有两条黄线，划出一片宽阔的区域。我们问这黄线是怎么回事，对方答道：这片区域专供金日成的座车通行，任何人无权越界。这段路面既没有隔离带，也没有路缘石。

105层的酒店

在平壤，有一些古旧的共产主义风格豪华建筑，高大的门扉让人联想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建筑。此外还有一座酒店，据说金日成曾问：「美国在纽约建的全世界最大的酒店有多少层？」得到的答案是104层。金日成随即下令：建一座105层的，要比美国的更大。

他们迅速动工，把酒店建了起来。（译注：此处所指即平壤柳京饭店，1987年动工，原计划1989年完工。但1992年因苏联解体、朝鲜经济危机而停工，此后烂尾三十余年，至今从未投入使用，被国际媒体称为「末日酒店」。努里说「建了起来」与事实不符——1989年访问时该楼仍在施工中。此外，「纽约104层酒店」的说法来源不明，现实中并无与之对应的纽约酒店，可能是朝方内部流传的失实信息或努里记忆有误。）此外，他们还修建了一套非常先进的地铁系统。

《哦，烈士》

朝鲜方面在一座剧院里安排了一场演出：5000人组成的合唱团，在指挥的带领下，用波斯语演唱了伊朗歌曲《哦，烈士》。天知道朝鲜人为了这一天排练了多少个月、多少年——五千人用波斯语唱这首歌。

奇异的演出

随后他们展示了一场朝鲜艺术表演，极为引人入胜。三个场景被像全景画一样叠合在一起，让人一时间分不清电影中的人物和画中的形象。分明是在放电影，但忽然间，电影里的人竟走了出来，穿梭于观众席之间。设计得极为精妙。他们手持蜡烛和郁金香走出银幕，又走了回去，一瞬间你会觉得这一切不过是全景画的一部分。

他们用两个半小时，以电影与全景画结合的方式，展现了朝鲜革命的整个历程——从当年与美国交战时的落后，一直讲到金日成如何建设国家、振兴工农业。

另一个场景是战争再现，令人叹为观止。在一座小山丘上，摆好了椅子，我们在漆黑的夜空下落座。灯光熄灭，战争画面开始呈现。电影拍得如此逼真，我们完全沉浸在与美军交战的场景之中。

当然，其中一部分布景是真实的。真实的战壕与战争影片无缝融合，让我们仿佛看到自己在伊朗库尔德斯坦的公路上，军用卡车正在爬坡。卡车的轰鸣声、飞机的轰炸声，接着便是击败美军、攻克敌方工事的画面，最后是捆绑俘虏、蒙住他们双眼的场景。灯光亮起时，我们发现自己仍然坐在荒野之中。身旁只有四个战壕，以及两张美军士兵被狼狈拖出工事的照片。这样的布景和演出，确实堪称一门艺术。

我当时对沙姆哈尼说——他那时是革命卫队的副司令（译注：阿里·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1955年生于胡齐斯坦省。两伊战争期间历任革命卫队胡齐斯坦省指挥官，1982年起任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的副手，1986年起兼任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后任伊朗国防部长（1997–2005）、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013–2023）。）——「我们真该好好向他们学学。一个半小时之内，他们把整场抗美战争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如临其境。」

穿着秋衣秋裤跑步

我们下榻的庄园里有一个很大的人工湖，湖边铺了柏油路供人散步。一天晨礼之后，我看天气晴朗、环境不错，就穿着秋衣秋裤来到院子里。警卫们看到一位外交官穿成这样都惊呆了。我走到湖边，绕湖跑了整整四圈——那一圈可不短。

早餐时，哈梅内伊对我说：「听说你绕着湖跑了四圈？」

运动健将米尔萨利姆

第二天，穆斯塔法·米尔萨利姆（译注：穆斯塔法·米尔萨利姆（Mostafa Mir-Salim），1941年生，伊朗裔法国工程师出身，后回国从政。曾任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长（1992–1997），1997年和2017年两度参选总统。）和沙姆萨伊说也要一起去。沙姆萨伊跑到一半就放弃了，但我陪着米尔萨利姆跑了六圈。米尔萨利姆是个出色的运动员、游泳好手和登山爱好者，体能比我还强。我们俩都在暗自较劲，生怕自己先撑不住。我们跑了一个多小时十分钟，之后又做了拉伸。那天哈梅内伊打趣说：

听说你们跑了六圈。我在想，要是你们在这儿住上二十天，能跑到哪儿去。

金日成身材魁梧，体格健壮。那几天，他在一次针对美国的演讲中对朝鲜民众说：「我让朝鲜变成了美国人吞不下去的一口食。它卡在他们喉咙里，会把他们噎死。」

总统对朝鲜领导人的直言质问

第一次正式会面时，金日成入场后坐得非常威严。哈梅内伊毫不客气，完全不按外交礼仪，开口便问：

「你为什么没到机场来迎接？」

金日成愣住了，惊讶地说：「啊？！」

哈梅内伊追问：「是的，你为什么没来？」

翻译当时都懵了，不知道该怎么译这句话。

金日成解释道：「我很抱歉。我们的礼宾惯例是在宫殿迎接。」

哈梅内伊回了一句：「什么叫礼宾惯例？！」

正因为这段插曲，等代表团准备回国时，这位朝鲜领导人亲自来到了机场，甚至走到了舷梯旁边，一直站在那里目送飞机起飞才离开。

在禁区拍照

朝鲜记者严禁从背后拍摄金日成的照片或影像，原因是他后脑长有一个大肿块。（译注：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钙化沉积物，长在金日成右侧颈部后方，大小如棒球，始于1970年代末。朝鲜摄影师被要求只从左侧或正面拍摄，而非完全禁止从背后拍摄。努里原文用「پشت سر」（后脑勺）描述位置略有偏差。]违者将面临审判。

然而我们随行的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的小伙子们耍了个聪明，偷偷拍下了他后脑勺连同那个大肿块的清晰画面。

首先一点，墙上日历写着「1991」「伍月」，但这位民警穿的是92式警服。92式要到1992年7月《人民警察警衔条例》生效才开始换发，1993年元旦全国统一换装。如果时间线是1991年5月的话，民警穿的应该还是金属领花的89式警服。

根据郎朗的自传，其父郎国任是1991年夏天先行赴京找房，在丰台洋桥找到公寓楼11层，同年秋天9岁的郎朗来京入住。约1993年年中搬离丰台，迁往宣武区白纸坊。

就算墙上的1991年是旧挂历，能遇到这件警服的窗口期也十分有限，而根据电影中的剧情，当时郎朗正跟随「发脾气教授」学琴，放到正常时间线是1991年秋–1992年春，依然和92式警服发放的时间对不上。

电影中的民警佩戴92式剑型领章，钉缀两颗箭头星，警衔为二级警员。然而问题也来了，二级警员基本就是刚入职不久的基层民警，然而看电影中警察叔叔一脸沧桑的样子，年龄已经有四五十岁了。

作为一个干了二三十年的老民警，就算不是派出所所长副所长，按正常晋升，怎么也该戴三颗三角星（一级警司）或者一颗四角形（三级警督）了。

而且当时是夏天，民警的短袖夏装上钉的却是硬式领章和肩章。92式的领章肩章分软硬两版，硬式配冬常服，夏季衬衣配植绒刺绣的软式。

再看警号蓝底银字——1992年正是警号从红色铝制转蓝色塑料的节点。但九二式警号七位：前两位省市代码，后五位个人编号，剧中的「11880704」多了一位。

还有大檐帽。83式和89式帽上有两道金黄色丝编带，俗称「两道黄杠」，92式取消。

1991年5月的丰台民警实际穿什么？89式。橄榄绿，领口别金属领花而非领章，肩袢上别着警种徽章，左胸挂红底金银字的铝制警号，大檐帽两道黄杠。

92式在警服史上只存在不到三年，1995年被95式取代，但其独树一帜的警衔领章+警种肩章设计，依然让它成为新中国最独特的警服。

剧中「烛影斧声」之后，赵匡胤驾崩、赵光义登基，旁白说的是：「公元976年11月14日，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晋王赵光义奉遗诏柩前即位，次年一月十八日，诏改元太平兴国。」

这句话若论史实没什么问题，但又透着强烈的违和感，而这份违和感的来源，就在于「次年」这两个字。

宋太宗改元一直是宋史中的争议事件。史书记载：开宝九年十月癸丑夜太祖驾崩，甲寅日赵光义即位，同年十二月甲寅日即改元太平兴国。此时距农历新年正月仅剩八天，连「逾年改元」最基本的体面都没有。这在传统语境下是极扎眼的操作，历代史家因此议论不断。

但剧组全程使用公历纪年。农历十二月的改元，换算成公历后恰好落在977年1月。旁白一句「次年」，观众听到的是自然的跨年，976变977，理所当然。「不逾年」的礼制争议，在公历框架里被悄悄缝合了。

我倒是能理解编剧的这种「春秋笔法」。毕竟《太平年》对「烛影斧声」的处理，走的是「兄友弟恭」路线：太祖自感大限将至，找来弟弟托付一统江山、打造太平年景的理想。剧中的赵光义对接下这样一副担子没有自信，直言军事不行（高梁河车神的回旋镖啊），赵匡胤逼他用玉斧砍地图激发斗志，两位演员的演绎都很好，情绪特别到位，也算是对这桩历史疑案给出了一个「正能量」的解释，放在剧中这个「基于历史的架空世界」是合理的。

既然叙事基调是正面的，编剧就不可能让现实历史中的改元争议成为破绽。用公历替换年号纪年，是最干净的技术方案：既没有篡改史实（公历日期完全准确），又消解了「急不可待」背后对宋太宗是否合法即位的争议，一石二鸟。

说回年号本身。「太平兴国」是个很特别的年号。

中国古代年号绝大多数是两个字，四字年号数量很少，且大多自带「宣言」色彩。「太平兴国」的来历，与一则谶语有关：后蜀广政年间，成都有人劈木，见紫色隶书「太平」二字。当时人说：「须成都破了，方见太平。」宋灭后蜀之后，这则预言便等着被「应验」。赵光义即位改元，取「太平」入年号，正是收割这笔符瑞遗产。

四个字的容量让它承载了更多：「太平」是愿景，「兴国」是纲领。这个年号不只是纪年标签，更是一份施政宣言，天下将太平，国家要复兴。配合赵光义即位后大赦天下、扩大科举、重组禁军等一整套「新政」，年号与政策形成了完整的叙事闭环。

而在电视剧的叙事中，「太平」更是贯穿下来的主题。剧名与年号之间的互文，大概也是创作者为剧终寻找情绪落点的有意选择。

那么，「不逾年改元」在古代到底是多大的事？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如此记载：

十二月甲寅，上御乾元殿受朝，悬而不乐。大赦，改元。文班常参官衣绯绿及二十年者，有司上其名，京官见厘务职满者，仍给俸料。群臣上寿大明殿，上以亲政逾月，特与天下更始，非故事也。

「非故事也」三个字，是李焘的编者按，意思是：这不是常规做法。笔法越是克制，越见锋芒。

而「悬而不乐」也值得玩味。因太祖驾崩仅两个月，丧期未过。太宗一方面恪守「悬而不乐」的丧制细节，另一方面却等不了八天就改元，这背后的复杂心境，普通人着实难以揣测。

更有意思的是李焘在卷十七的编排。《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在书写时，规则是一年只能属于一个皇帝的纪，用谁的年号，就归谁的纪。新君年中即位，当年沿用旧年号，次年正月再改元。年号没变，整年自然归旧帝，编排上干干净净。

后来的太宗真宗的交接就是标准示范。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驾崩，真宗即位，沿用「至道」年号到年底，次年正月才改元「咸平」。李焘的处理毫无悬念：至道三年整年标「帝號 宋太宗」，真宗即位后那九个月的事仍然写在太宗纪下，真宗纪从咸平元年正月才开始。年号没变，不需要切割，一切顺理成章。

但开宝九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太宗在即位当年的十二月就改了元，同一年里出现了两个年号：前十一个月是「开宝九年」，最后一个月是「太平兴国元年」。

如果从正月起算，前十个月还是太祖的开宝年号、太祖的朝政，放在「太宗本纪」里不伦不类。所以李焘特意加了一句注：「据《资治通鉴》例，则于今年正月便合为太宗皇帝纪，缘太宗改元不及逾年，与常例不同，今特于改元之月乃别为纪。」

意思很明确：我只能从改元的十二月才开始写太宗纪，因为你的改元本身就不按常规来。编年史家的排版困境，本身就是对制度违规的无声注脚。

而「追溯覆盖」并非后人揣测，当时的官方文书白纸黑字。《宋史·太宗本纪》载，太平兴国三年（978）六月有诏：「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来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

「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这正是太祖驾崩、太宗即位的那一天。可十月时改元诏书根本还没影（十二月甲寅才颁），官方行文却已追溯性地用「太平兴国元年十月」来标注这个日期。在当时的行政系统里，「开宝九年」这个纪年已被「太平兴国元年」从正月到十二月整体覆盖。

但后世史家不买账。《宋史·太宗本纪》的章节标题写的是「开宝九年」而非「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十一月的事都归在「开宝九年」下，到十二月才写「改是岁为太平兴国元年」。李焘也拒绝跟着走：你改了，我记下你改了，但我不用你改后的叫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史学态度。

再看正史定论。《宋史·太宗本纪》赞曰，先肯定太宗「沉谋英断」、「慈俭为宝」，话锋一转：「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把改元与贬死赵廷美、逼死赵德昭、宋皇后不按礼制治丧并列，视为太宗一生的四大争议。

历代学者的态度大致可分三派：

批评派占绝对多数。王夫之《宋论》直言「心虚」；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质问「何难于十日而不俟至明年」；清代考据学者大多将改元与「烛影斧声」关联解读，视为得位不正的间接证据。

理解派则从政治环境出发。朱熹提出过一种可能：「开国之初，一时人材粗疏，理会不得。」即并非蓄意，而是草创时期的礼制疏漏。也有学者认为，宋初正处统一进程，改元有凝聚人心的现实需要。

客观呈现派以李焘为代表：不作价值判断，只精确记录事实与日期。「非故事也」四字，让读者自行判断。

关于「烛影斧声」本身，需要说明的是：此事至今仍是千古疑案。正史仅载「帝崩于万岁殿」，细节来自南宋僧人文莹的《续湘山野录》等野史。弑兄说、正常传位说、金匮之盟说各有拥趸，均无铁证定论。改元争议之所以被反复讨论，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考据的「硬事实」：不需要依赖任何野史传闻，仅凭日期本身就构成了礼制违规。

横向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

唐肃宗至德改元（756年）：安史之乱，长安沦陷，玄宗奔蜀。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即位，当年改元「至德」。这是在国家存亡的极端危机下，以战时紧急权自立，虽不合常制，但有外部压力作为充分理由。

明成祖永乐改元（1402年）：朱棣靖难夺位后，做得更绝，不仅改元，还废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追改为洪武三十五年，从纪年上彻底抹除侄子的存在。这是「否定前任合法性」的极端操作。

宋太宗的情况恰恰夹在两者之间：既无唐肃宗的战时危机作为借口，又未像明成祖那样走到废除前任年号的地步。在「官方口径为和平交接」的前提下，连八天都等不及，这种程度的急迫感，在正常继位序列中确实罕见。

赵翼在《陔余丛考》「改元」条下，专门梳理了历代「不逾年改元」的案例。这份名单不长，但逐个看，会发现一个规律：

蜀汉后主刘禅：章武→建兴（223年五月）。章武三年四月刘备白帝城驾崩，五月刘禅即位，当月即改元建兴，不待次年，甚至不待下月。实际操盘手是诸葛亮。蜀汉偏居一隅，时刻面临曹魏压力，急于以新年号宣示「兴复汉室」的政治纲领。「建兴」二字与其说是纪年，不如说是军事动员令。这是弱势政权以改元自壮声势的典型。

吴废帝孙亮：神凤→建兴（252年四月廿八日）。神凤元年四月孙权驾崩，十岁的孙亮即位，四月廿八日即改元建兴。一个幼童无法主导这样的政治决策，背后是权臣诸葛恪的操盘。改元不逾年，反映的不是新君的意志，而是辅政集团急于确立自身权力格局的需求。

晋惠帝司马衷：太熙→永熙（290年四月）。太熙元年四月武帝司马炎驾崩，司马衷即位，当年改元永熙。这位「何不食肉糜」的皇帝在位十七年，年号更替多达十次：永熙、永平、元康、永康、永宁、太安、永安、建武、永兴、光熙。每一次改元都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背后不同权臣集团角力的结果。八王之乱期间，年号沦为权力斗争的记分牌，改元的急迫程度与皇权的旁落程度成正比。

南朝宋元凶刘劭：元嘉→太初（453年二月廿一日）。这是最恶劣的一条：元嘉三十年二月廿一日，刘劭率东宫甲士入宫，弑父宋文帝刘义隆，当日即位、当日改元「太初」。改元的急迫程度与罪行的严重程度成正比，需要最快速度制造「新纪元」的既成事实，掩盖血淋淋的权力来源。他在位仅三个月即被讨平，「太初」年号也随之被废，史书称其「元凶」而不予帝号。

把这些案例排在一起，规律浮出水面：不逾年改元的君主，要么得位有争议，要么受制于权臣，要么政权本身处于非常态。「与谁为伍」本身就是一种判语，虽然宋太宗的情况远不如刘劭极端，但在礼制坐标系里，他们被归入了同一列。

顺带一提，改元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日本从大化改新（645年）起采用年号制度，至今仍在使用。明治维新后确立「一世一元」制度，规定天皇即位即改元，但「什么时候切换」这个技术问题，一百五十年间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庆应→明治（1868年）：追溯改元。改元诏书颁布于旧历九月初八（公历10月23日），但追溯至当年正月初一生效，庆应四年被明治元年整体覆盖，从历史上抹去。这是最激进的做法：不是从今天起换年号，而是从年初起这个年号就不存在了。

技术上，这和宋太宗的操作形似，开宝九年同样被太平兴国元年整体覆盖。但两者的逻辑截然不同：明治改元是一场公开的政权更迭，新政府否认幕府年号的合法性，追溯覆盖是革命的宣言，坦坦荡荡；宋太宗的官方口径是兄终弟及的和平交接，前任并未被否定，却用追溯改元的技术手段让「开宝九年」从纪年中消失。

明治→大正（1912年）、大正→昭和（1926年）：同日改元。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驾崩，同日改元大正；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驾崩，同日改元昭和。天皇驾崩与新元启用之间没有任何时间缝隙，旧时代在天皇咽气的那一刻就结束了。

昭和→平成（1989年）：次日改元。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驾崩，次日1月8日改元平成。多出来的一天，是给旧时代留的最后一口气。技术上说，1月7日仍然是「昭和六十四年」，尽管天皇已经不在了。

平成→令和（2019年）：次日改元（生前退位）。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退位，次日5月1日改元令和。这是近代日本首次生前退位，改元不再与死亡绑定，新年号提前公布，全民倒计时迎接「令和元年」。改元从政治事件变成了文化节日。当纪年体系的转换被制度化、透明化之后，它就不再承载合法性焦虑，而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时间仪式。

回到《太平年》。剧组用公历替换年号，技术上无懈可击，每一个日期都经得起查证。但正是这种「无懈可击」，背后藏着小心思：纪年体系从来不是中性的度量衡，而是携带立场的政治容器。选择用哪套历法「翻译」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事选择。

简单统计一下：

后梁太祖朱温

登基年龄：56岁，开平元年（907年）四月受禅称帝，在位6年。

死亡年龄：61岁，乾化二年（912年）六月被其子朱友珪弑杀于寝殿。

郢王朱友珪

登基年龄不详，乾化二年（912年）六月弑父即位，在位约8个月。

死亡年龄不详，乾化三年（913年）二月禁军兵变，他令冯廷諤先杀其妻，后杀己。

后梁末帝朱友贞

登基年龄：26岁，乾化三年（913年）二月在汴州即位，在位11年。

死亡年龄：36岁，龙德三年（923年）唐军攻破汴州前夕，命亲信皇甫麟将自己杀死。

后唐庄宗李存勖

登基年龄：39岁，同光元年（923年）四月在魏州称帝（*他早在24岁就袭位为晋王，与后梁进行了长达15年的战争），*在位约3年。

死亡年龄：42岁。同光四年（926年）在洛阳因伶人郭从谦叛乱，中流矢而亡。

后唐明宗李嗣源

登基年龄：60岁，天成元年（926年）四月即位。在位8年。

死亡年龄：67岁，长兴四年（933年）十一月崩于雍和殿。

后唐闵帝李从厚

登基年龄：20岁。长兴四年（933年）十二月即位。在位5个月。

死亡年龄：21岁。清泰元年（934年）四月逃离洛阳，在卫州被李从珂的人追杀而死。

后唐末帝李从珂

登基年龄：50岁。清泰元年（934年）四月即位。在位3年。

死亡年龄：52岁。清泰三年（936年），閏十一月石敬瑭引契丹军灭唐，举族自焚于洛阳玄武楼。

后晋高祖石敬瑭

登基年龄：45岁，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即皇帝位，在位约6年

死亡年龄：51岁，天福七年（942年）六月崩于保昌殿。

后晋出帝石重贵

登基年龄：29岁，天福七年（942年）六月即位，在位约4年，至开运三年（946年/947年初）被契丹俘虏北迁。

死亡年龄：61岁（虚岁），被俘后先安置于黄龙府，后迁至建州，据现代考古发现的石重贵墓志铭（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他卒于辽保宁六年六月十八日（974年），在辽境度过近28年流放生活。

辽太宗耶律德光

登基年龄：25岁。天显元年（926年）在母亲述律平的支持下即位。在位20年。

死亡年龄：45岁。会同十年（947年）正月入汴到大四月北返途中死于栾城杀胡林，耶律德光在中原以皇帝身份统治的时间极其短暂，前后不足四个月。死后还被做成“帝羓”。

后汉高祖刘知远

登基年龄：53岁，于天福十二年（947年）二月在太原即位，在位约1年。

死亡年龄：54岁，乾祐元年（948年）崩于万岁殿。

后汉隐帝刘承祐

登基年龄：18岁，乾祐元年（948年）二月即位。在位3年。

死亡年龄：20岁。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在内乱中被杀。

后周太祖郭威

登基年龄：48岁，广顺元年（951年）正月即位。在位3年。

死亡年龄：51岁，显德元年正月（954年）崩于滋德殿。

后周世宗郭荣

登基年龄：34岁，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即位。在位约6年。

死亡年龄：39岁，显德六年六月（959年）崩于万岁殿，享寿三十九。

后周恭帝郭宗训

登基年龄：7岁，显德六年（959年）六月柩前即皇帝位，在位约半年。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因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退位。

死亡年龄：21岁，亡国后被宋朝降封为郑王，迁往房州。北宋开宝六年（973年）春去世。

从这份数据里可以提炼出几个很有意思的规律：

1. 在位时间的残酷中位数

15位君主（含辽太宗），在位时间的中位数大约只有3–4年。五代53年换了14位中原天子，平均不到4年一换——比现代民主选举的节奏还快。

反直觉的是，除去耶律德光，在位时间最长的中原天子居然是后梁末帝朱友贞，而后梁也是五代最“长寿”的朝代，存在时间“长达”16年。

2. 死法的三种模式

非正常死亡率高达 约64%，而且死法高度类型化：

被亲人/亲信杀：朱温、李从厚

自杀或令人杀己：朱友珪、朱友贞、李从珂——走投无路时选择自我了断，几乎成了末代君主的”标配”

死于兵变：李存勖、刘承祐

被俘/被迫禅位：石重贵（被契丹俘虏北迁）、郭宗训（陈桥兵变后退位）

病逝的有5位：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郭荣——但即便是病逝者，也大多不到55岁。

3. “登基即倒计时”

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从登基到死亡的平均年差只有约4年。登基不是人生巅峰，而是死亡倒计时的开始。最极端的是刘知远，登基1年就驾崩；李从厚更惨，5个月。

4. 两种年龄模型

登基年龄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老年创业型（45岁以上）：朱温56、李嗣源60、石敬瑭45、刘知远53、郭威48、李从珂50——这些人大多是军阀出身，熬了大半辈子才等到机会

少年继位型（30岁以下）：朱友贞26、石重贵29、刘承祐18、李从厚20、郭宗训7——接班人几乎全部不得善终

结论很残酷：老年创业者的在位时间反而更长，而年轻继位者几乎全军覆没。这说明五代的皇位根本不是可以”继承”的，它本质上是一个军事竞标的产物。没有军功和兵权基础的年轻人根本守不住。

5. 唯一的”异类”：石重贵

所有君主里，石重贵是唯一一个亡国后还活了很久的人——被俘到辽国，居然又活了近28年，终年61岁（虚岁）。某种意义上，失去皇位反而救了他的命。

这个看似寻常的年号，背后却是五代十国最混乱的纪年迷局之一。

一年三号：公元947年的时空错乱

公元947年（农历丁未年），堪称中国历史上纪年最混乱的年份之一。

这一年本应是后晋出帝石重贵的开运四年。然而正月一日（丁亥朔），耶律德光率契丹军从封丘门攻入开封。《新五代史》载：”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晋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辞，素服纱帽以待。”后晋至此实际灭亡。

对契丹而言，这一年是会同十年。耶律德光于二月朔日（初一）在开封改国号为辽。《辽史》记载二月改元”大同元年”，但《旧五代史》等中原史料记载其改晋为大辽、大赦天下，仍号”会同十年”。

而真正让这个年份变得诡异的，是刘知远的选择。

未忍忘晋：刘知远的政治算盘

是年二月十五日（辛未），刘知远在太原称帝，但他并未立即改换国号或年号。

他对外宣称”未忍忘晋”，以此争取后晋旧臣和中原百姓的支持。他厌恶导致亡国的”开运”年号，因此绕过晋出帝石重贵，直接承接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天福”年号。将”天福八年”之后的四年顺延，按时间推算称之为”天福十二年”，标榜自己是石敬瑭的合法继承者，借此安抚旧臣、收揽人心。

这招数似曾相识——如同朱棣靖难后，将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承袭太祖法统、否定建文正统性。历史往往在相似的权力逻辑中不断重演。

现在回到《太平年》开头的那一幕。根据当时的时间点——”天福十二年正月廿四日”，此时刘知远尚未在太原称帝（二月十五日），开封仍在契丹控制之下。按照契丹纪年，文件上的时间应该是”会同十年正月廿四日”。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石重贵已经被废，用”开运四年“已经不合适，契丹又未正式接管后晋，在这个没有皇帝的帝国里，官员也只能以”天福十二年“作为权宜之计。

大汉天福十二年

大同元年/天福十二年三月，耶律德光因水土不服及中原反抗激烈，决定北返；刘知远则趁势南下。四月，耶律德光行至栾城病死，遗体被制成”帝羓”，契丹内部陷入争斗。

天福十二年六月甲子日，刘知远的车驾正式抵达开封；六月戊辰日，他下诏大赦天下，正式定国号为”大汉”，却在诏书中特意规定”年号依旧称天福”，形成了”新国号+旧年号”的奇特组合。

这一”大汉天福十二年”的怪现象持续到次年正月五日，才宣布”改天福十三年为乾祐元年”。这意味着在正月五日之前，后汉官方仍沿用”天福”纪年，称该年为天福十三年。

正月二十七日，刘知远驾崩，秘不发丧。四天后的乾祐元年二月朔日，周王刘承祐”于柩前即皇帝位”。

墓志上的时空折叠

《五代墓志汇考》中收录的《王建立妻田氏墓志》，为这段混乱的纪年史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证据。

墓志铭上写道：”天福十三年戊申岁正月二十二日薨……即以汉乾祐二年……葬”，为”天福十三年”又续命了十几天。

田氏去世时，虽然朝廷已在半个月前改元，但可能因诏书尚未传达到其所在地区，或者家属在治丧初期仍习惯使用旧年号，导致墓志上留下了”天福十三年”这一特殊的历史印记。而到了下葬时（乾祐二年），墓志文中则使用了新的”汉乾祐”年号。

一方小小的墓志，竟成了那个混乱时代的缩影——旧朝未远，新朝已至，而普通人的生死，就这样横跨在两个年号之间。

回过头来说说当年石敬瑭称帝的时候，为什么把国号定为「晋」。

讲五代的书里，我很爱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罗亮的这本《权力与正统——五代政治史论稿》，其中第一章就是讲《建国创号：五代国号诸问题研究》。单就五代国号研究而言，要比南大胡阿祥老师的《吾国与吾名》一书中的五代部分讲得更深，也读到了很多新的观点。

后晋这个朝代，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契丹扶持的「伪政权」，和后世金国扶立的张邦昌的楚、刘豫的齐，乃至溥仪的伪满洲国，在立国这一点上颇有类似之处（不过在实际运行中，独立性要高许多）。

后晋的「晋」，首先来自契丹皇帝的册立。《辽史·太宗纪》有云：「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为晋王。十一月丁酉，册敬瑭为大晋皇帝」。

《旧五代史》则记载：「十一月，戎王会帝于营，谓帝曰：『我三千里赴义，事须必成。观尔体貌恢廓，识量深远，真国主也。天命有属，时不可失。欲徇蕃汉群议，册尔为天子。』帝饰让久之。既而诸军劝请相继，乃命筑坛于晋阳城南，册立为大晋皇帝，戎王自主解衣冠授焉。」

册文中则提到：「天之历数在尔躬，是用命尔，当践皇极。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旗，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

因此，源自「晋王」封爵的「晋」国号，也算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以爵位定国号」，只不过其来源并非前朝的册封，而是外邦「父皇」耶律德光的首肯。

《权力与正统——五代政治史论稿》一书中则认为，后晋国号「晋」的确定，是五代时期政治、历史与文化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其内涵远超单纯的地域标识，深刻反映了石敬瑭政权对正统性的构建逻辑。

一、地域根基与历史符号的双重锚定

（1）晋阳龙兴之地的地缘象征

国号之所以选「晋」，最明显的理由是地理，即册文中的「并土」（并州之地）。石敬瑭以河东节度使身份在太原起兵，而太原古称「晋阳」，为春秋晋国故地，自然以晋为国号最合适。

（2）对汉代名相石奋的谱系攀附

石敬瑭是沙陀人，本无汉姓渊源，却刻意追溯先祖为「卫大夫石碏、汉丞相石奋」。石奋籍贯河内温县（属古晋地），而上一个出身此地且以晋为国号的，就是司马氏，二者的逻辑也是如出一辙。石敬瑭通过攀附汉地名门，将沙陀政权与中原文化正统嫁接，弱化「异族」身份的争议。

二、政治联盟与内部凝聚的现实需求

（1）对河东集团的身份召唤

「晋」是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核心政治符号，前者被唐昭宗封为「晋王」，后来被李存勖继承。即便后来后唐建立，一些河东集团成员仍不愿舍弃「晋」国号，如《王延胤墓志》中就直称李克用为「先晋武皇帝」。

石敬瑭作为河东旧部，以「晋」为国号，能够唤起宿将旧臣们的「美好记忆」，追忆他们追随晋王起家、征战天下的光辉历史。在心理上让河东武人感觉回归到了李克用时代的「旧次序」，从而不仅获得了地缘上的支持，也获得了情感上的认同。

石敬瑭登基后，也确实对他任职河东节度使时期的幕僚、旧部及相关官僚给予了极大的优待和重用，将他们从地方藩镇的佐吏提拔为朝廷的宰辅重臣、统领禁军。

（2）展示与契丹的亲密关系

唐末，晋王李克用曾派使者通好契丹。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兵三十万会李克用于云州东城，两人「握手约为兄弟」，李克用赠送大量金帛，阿保机留马三千匹。「晋」也代表着河东集团与契丹关系的蜜月期。

阿保机视李克用为兄，因此在李克用去世后，阿保机曾对李存勖的使者说：「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助子耶！」

虽然阿保机口头上称李存勖为「儿」，但实际上契丹多次南侵。李存勖曾亲率铁骑五千在瓦桥关、新城等地大败契丹，甚至在沙河之战中让契丹人马陷入冰河，阿保机不得不指天叹息而退。

到了明宗李嗣源时期，契丹与后唐的关系更是势同水火。契丹曾援助定州叛将王都，结果被后唐将领王晏球大败于曲阳和唐河，契丹大将秃馁被擒杀，惕隐被俘，明宗甚至斩杀契丹使者以示绝交。契丹人对他们所代表的后唐，可谓深恶痛绝。

石敬瑭接受「晋」的国号并向契丹称「儿皇帝」，在法理逻辑上确实是绕过了后唐的敌对期，接续了李克用时代的「兄弟/父子」关系——李克用和阿保机是兄弟、李嗣源和耶律德光平辈，石敬瑭又是李嗣源的女婿，倒也不算乱了辈分……

（3）「唐—晋」历史谱系的刻意构建

《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为晋侯。」

这说明唐国与晋国是一脉相承的同一个姬姓诸侯国，「晋」是名正言顺承接「唐」而来的。石敬瑭称帝，正好可以利用这一典故，暗示后晋也是「承唐正统」。

契丹皇帝的册文中，还特别提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是「独夫」、「本非公族」（李从珂本姓王，是养子），从血统和道德上否定其合法性。

而作为后唐明宗的女婿的石敬瑭，宗法和血缘更远，却被说「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总之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石敬瑭将自己塑造成了明宗法统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三、「天十四載石進」的谶纬附会

这是关于石敬瑭登基最著名的谶语。《旧五代史》记载，梁朝开平年间（约909年），潞州壶关县庶穰乡有人伐木，树倒后自然裂开，木理中显现出六个字：「天十四載石進」。

当时有人利用「拆字法」将这句谶语对应到了石敬瑭称帝的年份——丙申年（936年）：

天 → 丙：将「天」字中的两笔取出，放在「四」字旁，或者说「天」字蕴含「丙」字的笔画结构。

四 → 申：将「四」字中间的两笔去掉，加上「十」字，就变成了「申」字。

还可以搞字义互通，「石」指石敬瑭的姓氏，「进」即「晋」。《易经》中有「晋者，进也」的解释，认为「石进」就是预言「石」姓当建立「晋」国。

另有一种解释认为，「天十四载」是指从唐亡（或后唐建国）到石敬瑭称帝的时间跨度。从天祐二十年（923年，后唐庄宗建号同光元年）到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即位），中间恰好历经十四载。

这些谶纬并非仅仅流传于民间，而是被政治人物积极利用。《十国春秋》中就记载，楚王马希范在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专门上表，将上述壶关剖木的「六字」作为「大晋开基之谶」进献给朝廷，以此来博取政治好感并确认后晋的正统地位。

尽管石敬瑭刻意构建「晋」的正统性，但后世对其评价仍聚焦于「割燕云、称儿帝」的争议。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五代「三纲颓绝」，司马光更称其「以臣弑君，以子事父」，本质上是对沙陀政权「以武力取天下」的否定。

然而，从政治符号学角度看，石敬瑭选「晋」作为国号，借历史符号、利益集团共同记忆、谶纬附会，成功「合法化」了傀儡政权，短暂稳住了河东集团和部分汉族士人。

但其继任者石重贵急于「洗刷耻辱」、改弦更张，却忽略了后晋军力、国力远逊契丹的现实，直接葬送了政权。

这也体现了五代乱世中「正统符号」的双刃剑：能短暂凝聚支持，却无法掩盖实力差距与内部离心，最终加速灭亡。

去年10月底，去大阪京都旅行时，也顺道去了趟奈良，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一番探访。当时正值山上彻也案首次公审，在日本社会也是颇受关注。

案件发生的地点，在奈良县奈良市近铁大和西大寺站北口前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住在大阪难波站东，步行至近铁日本桥站，坐近铁奈良线便可直达。

自2022年7月8日案发，到今天已经过去三年半有余。探访时发现，现场已完全融入日常交通景观，几乎看不到当年混乱的痕迹。

案发时，安倍在站北口交差点中央的护栏围成约50平方米演说空间演讲，最后一句是“他不会考虑做不到的原因，而是……”。山上从背后接近，第一枪未中，安倍转身查看，第二枪命中左胸和颈部，导致大出血。现场混乱，急救后送医，下午17:03宣布不治。

事件前，奈良市已经在推进站前道路改良工程，事件后虽考虑调整，但最终维持原计划并完成。

事发时，站前交叉口中央用临时护栏围出了约 50 平方米的演说空间，安倍站在中央，背后几乎没有遮挡；案发后，这圈护栏在 2022 年 12 月被彻底撤除，原本划出的区域重新并入车道，如今已经看不出任何“临时舞台”的痕迹。

安倍倒下的位置，当时在护栏圈出的演说区中央，地上留有血迹，如今则成为车道外侧一部分：路面重新铺了沥青，车辆照常通行，既没有任何标记，也看不到任何痕迹。从现在的车道线布局来看，车辆的行驶轨迹似乎**有意避开**当年安倍倒下的位置。

原本略显局促的人行步道在 2023 年 3 月底完成拓宽，最宽处可达 16 米，地面铺上新的砖块或铺装材料，行走体验比案发当时舒适得多。

2023 年 3 月 31 日，市政府在安倍倒下点旁的人行道一侧增设了两处小花坛——不是放在车道中央，而是靠边低调摆放，种着季节性花卉。它们色彩鲜艳却不张扬，成了现场最显眼的“痕迹”：既承载悼念意味，又刻意避免把这里变成显眼的“圣地”。

与此同时，整个路口在 2024 年春启用新的行人全向十字路口，增设三向带信号灯的人行横道，行人过街安全性大幅提升，花坛的位置也在设计中被保留下来。

事件后，现场没有竖立任何永久性纪念设施——没有慰灵碑、纪念碑或铭牌。奈良市给出的理由一方面是考虑交通安全，另一方面是许多居民并不希望“每天都被迫想起悲剧”，也担心纪念设施本身引发新的社会分裂。

安倍的追悼碑与石板被安放在约五公里外的市内灵园，现场本身则保持“无构造物”的方针。每年7月8日前后，自民党或保守团体会在命日前后短暂设立献花台，例如 2025 年三周年时就有大批民众前来献花默哀，但活动结束后设施会很快撤走，路口恢复成普通的交通枢纽。

平日里，只有极少数路人会在花坛前合掌、拍照，大多数人只是匆匆而过。

三年多的时间，把当年警戒线、救护车与媒体包围的混乱现场，冲刷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站前十字路口：通勤者、学生和游客川流不息，周边商店照常营业，几乎没人会意识到这里曾经发生过暗杀事件——只剩路旁那几方花坛，在日常之中安静地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历史的现场。

新首都位于赤道几内亚大陆部分的中心地带，地处赤道热带雨林深处，坐落在最大城市巴塔（Bata）与总统家乡蒙戈莫（Mongomo）之间。

赤道几内亚是世界上极少数首都不在大陆、而在离岸岛屿上的国家。

旧首都马拉博位于比奥科岛北端，距离该国大陆地区最近处也有 160 公里，然而距邻国喀麦隆仅约 40 公里。在地理位置上，它更像是喀麦隆近海的一个岛屿。

赤道几内亚这种“大陆+海岛”且重心一度偏向海岛的奇特版图，是 18 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的领土交易以及后期殖民勘界共同导致的。

15 世纪，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比奥科岛（当时称斐南多波岛）。在早期殖民时代，海岛比大陆雨林更容易防守，且适合作为奴隶贸易的中转站，因此葡萄牙长期占据着这些岛屿。

1778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为解决在南美洲（现乌拉圭和巴西边界）的领土争端，签署了《埃尔帕多条约》，做了一笔交易。

葡萄牙让出几内亚湾的比奥科岛、安诺本岛，以及从尼日尔河到奥果韦河之间的大陆贸易权；西班牙则让出南美洲的萨克拉门托殖民地（位于拉普拉塔河口）。这笔交易让西班牙在非洲西海岸获得了一块既有岛屿又有大陆权利的“法理领土”。

但长期以来，西班牙未能对大陆进行有效占领和统治。19 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纷纷进入该地区。西班牙原本声称拥有的广阔大陆海岸线（约 30 万平方公里），不断被法属加蓬、英属尼日利亚和德属喀麦隆蚕食。

最终在 1900 年，西班牙和法国签署条约，正式确定了名为里奥穆尼（Río Muni）的大陆边界。这就是现在赤道几内亚那块约 2.6 万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大陆领土。

尽管岛屿（比奥科岛）与大陆（里奥穆尼）在地理上不相连，族群也不同（岛上主要是布比人，大陆主要是芳人），但为了方便管理，西班牙殖民者将它们整合在了一起。

1926 年，岛屿和大陆被统一划为“西属几内亚”殖民地。1968 年赤道几内亚独立时，便继承了这种架构。

不过，赤道几内亚的前首都马拉博，其实是由英国人建立的。

19 世纪初，英国宣布奴隶贸易非法。为了在几内亚湾巡逻并拦截贩奴船，英国向西班牙租借了该岛，并建立了克拉伦斯港（Port Clarence）。

1855 年，西班牙正式将克拉伦斯港更名为圣伊萨贝拉（Santa Isabel），以向当时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致敬。

20 世纪初，西班牙人发现岛上的火山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高品质可可。圣伊萨贝拉迅速从一个海军基地转变为一个富庶的欧式小城。

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岛屿比热带雨林密布、部落势力强大的大陆地区更容易防守，而且当时岛上的卫生和气候条件对欧洲人相对友好。

1968 年独立时，比奥科岛由于长期的殖民经营，其基础设施、咖啡与可可种植园以及港口设施都远优于未开发的内陆。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和经济运行，独立后的政府自然延续了将圣伊萨贝拉作为首都的安排。

1973 年，赤道几内亚首任总统马西埃为了抹去殖民色彩，推行“非洲化”运动，将首都更名为马拉博，以纪念 19 世纪末带领布比人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英雄——马拉博·洛佩洛·梅拉卡国王（King Malabo Lopelo Melaka）。

20 世纪 90 年代初，马拉博近海发现了巨量石油。这座殖民风格的小城迅速扩建，现代化的酒店、高速公路和机场拔地而起，使其成为几内亚湾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

尽管马拉博作为首都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在赤道几内亚独立后的几十年里，这座“海岛首都”的弊端日益凸显。

对于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大陆居民而言，前往首都办事只能依赖昂贵的飞机（约45分钟）或极不稳定的轮渡（约12小时），非常不便。这种地理隔离也使得政府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大陆腹地的掌控力显得“鞭长莫及”。

从现代国防角度看，马拉博的地理位置极其危险。这座城市直接面向几内亚湾，完全暴露在外国海军、海盗或雇佣兵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

例如，2009年2月17日凌晨，数十名全副武装的人员乘坐数艘高速快艇，利用夜色掩护，直接在马拉博港口附近登陆，随即向距离海岸线极近的总统府发起猛烈攻击。由于总统府离海太近，袭击者甚至在快艇上就能对岸上进行火力压制。

总统卫队与袭击者爆发了数小时的激烈枪战。最终，多名袭击者在交火中死亡，其余人弃船逃入海中或被捕。政府声称这些袭击者是来自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的“武装海盗”，目标是抢劫银行并谋杀总统。

这次事件血淋淋地证明：马拉博的地理防御几乎为零。只要有快艇，任何人都可能在半小时内出现在总统的卧室窗外。

马拉博所在的岛屿与大陆地区存在明显的族群差异。比奥科岛的原住民是布比人，而掌握国家政权的主要是来自大陆的芳人。

长期将首都设在布比人的传统领地上，使得部分芳人精英阶层产生了一种“身在异乡”的心理隔阂；而对布比人来说，大量涌入的中央政府官员也带来了族群竞争。迁往大陆中心的和平城，被视为政权回归其族群大本营，有助于稳固政治根基。

作为一个火山岛城市，马拉博的地理承载力已接近极限，且石油财富主要集中在马拉博及其近海。这种“海岛独大”的格局导致大陆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农业和林业资源，却长期缺乏大型基建的带动。

新首都和平城（Ciudad de la Paz）是一座完全“从零开始”建设的规划城市。

它地处热带雨林腹地，又是交通枢纽，任何武装力量想要发动袭击，都必须穿越数百公里的陆路防线，这为政府提供了充足的预警和防守时间。

新首都由葡萄牙和巴西等国的设计公司参与规划，城内建有宏伟的总统府、议会大厦、最高法院等行政中枢。此外，还配备了五星级酒店（如豪华的 Grand Hotel Djibloho）、国际医院、高尔夫球场以及一座可容纳上万名学生的现代化大学。城市电力主要由附近的吉布洛水电站提供，预计最终可容纳约 20 万人口。

通过迁都，政府得以将资源、投资和人才强力引向内陆，从而带动占国土面积 93% 的大陆腹地进行基建升级，缩小岛屿与大陆之间的贫富差距。

根据 2026 年正式生效的法令，所有政府部门被要求在一年内完成搬迁。

不过，如何在雨林中维持庞大的现代化城市运营费用？又如何让各国大使馆心甘情愿地放弃海边的便利，搬进密林深处？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来解答。

虽然看似古怪，但在“法理”上却没啥毛病。毕竟《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七条有规定：“大总统颁给爵位、勋章，并其他荣典”。翻看当时的《政府公报》，也是格外热闹：

政事堂奉策令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此令

政事堂奉策令特封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此令

政事堂奉策令特封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此令

政事堂奉策令特封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此令

政事堂奉策令特封戚扬、吕调元、金永、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为一等男。此令

政事堂奉策令特封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此令

可见接受“推戴”没几天的袁世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个由核心将领和勋旧组成的帝国新贵族阶层。

就在几天之前，袁世凯先封了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政府公报》上是这样写的：

大总统策令

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首义诸贤之启。所有辛亥首事立功人员，勋业伟大，迄至今日，功绩愈彰。昔年兴复之举，其功尤著，自当隆以殊荣：

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护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旋又弭止变乱，加勉勤劳，其功尤昭。今依约法第二十七条，特沛恩施，以彰勋烈。

黎元洪著册封为武义亲王，带砺河山，与国同休戚。嘉名盛典，王其敬承此令。

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不过面对这一王爵封号，黎元洪的态度十分消极，并明确表示不接受。

除封爵外，袁世凯为笼络清室遗老、北洋元老及共和勋旧，还设计了一套“超然荣誉体系”：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位“故人”授予“嵩山四友”称号，以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为“旧侣”，王闿运、马相伯为“耆硕”，赋予“均勿称臣”的特权。

两天后，袁世凯又对二等公、二等子、二等男、三等男进行了一系列封赏，像张作霖就在这波里被封为“二等子”，还追封赵秉钧一等忠襄公、 郑汝成一等彰威侯、徐宝山一等昭勇伯。

虽然从袁世凯接受帝位到取消帝制，只有短短的102天，但翻看史料发现，这个短命的“洪宪王朝”居然还制定了一部《颁爵条例》，规定了“中华帝国”的爵位等级、继承规则及岁俸待遇。

今天就来逐条聊一聊。

> 第一条：世爵世职于立有大功绩于国家者，特封或特授之。

本条仿效中国古代及清朝的优待功臣制度，确立了封爵的基本原则。袁世凯试图通过“奖励功勋”的名义，将民国时期的军政官僚重新纳入传统的君臣效忠框架。

>第二条： 世爵分等如左：

• 亲王

• 郡王

• 公： 分为一等公、二等公、三等公。

• 侯： 分为一等侯、二等侯、三等侯。

• 伯： 分为一等伯、二等伯、三等伯。

• 子： 分为一等子、二等子、三等子。

• 男： 分为一等男、二等男、三等男。

《颁爵条例》第二条确立了洪宪帝制的核心贵族等级架构，很大程度上是清朝及中国传统封建爵位制度的直接继承与效仿。

王爵设有亲王和郡王，这与明清宗室爵位中的最高层级对应，处于金字塔顶端。但根据第一条，又是明确规定的“功臣世爵”，一如唐在安史之乱后将 “郡王” 授予异姓功臣，清初三藩待遇堪比亲王。

袁世凯最初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试图以此确立仅次于皇权的最高地位，但黎氏明确表示不接受。后有令衍圣公孔令贻、一等公龙济光“加郡王衔”。

五等爵源自周朝传统，“公、侯、伯、子、男”每一等爵位内部又细分为一等、二等、三等，这种精细的“15级主爵”的分等方式，与乾隆十六年（1751年）定制的清朝异姓功臣爵位的封赏规格如出一辙。高频次、多等级的划分，极大丰富了袁世凯收买人心、封官许愿的“政治筹码”。

>第三条：世职分等如左：一等轻车都尉、二等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

第三条确立了中华帝国封爵体系中的底层荣誉框架——“世职”系统。如果说“王爵”“五等爵”是为顶级军阀准备的“贵族入场券”，那么“世职”则是袁世凯用来笼络中高级军官、海军将领及技术官僚的“职场年金”。

而且这一体系的名号、轻车都尉分三等，都几乎照搬了清朝的武官世职体系，只是删减了前朝的复杂加衔。

根据《政府公报》刊载的“谢恩由”等历史资料，可以发现世职在当时主要授予两大群体，其一是海军将领，如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等均被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这表明在袁世凯眼中，海军虽需笼络，但其实权和政治重要性次于掌握地盘的陆军将军。

另一大群体就是陆军中坚将领，许多旅长、镇守使被封为世职。如山东陆军第五师第九旅旅长马良，被赏给轻车都尉世职，步兵第十六旅旅长张九卿被授予二等轻车都尉，还有湖南岳州镇守使汪学谦、吉林延珲镇守使高凤城、河南归德镇守使宝德全等，都“蒙赏世职”。

>第四条： 满、蒙、回、藏原有世爵世职及俸给，一切皆如其旧。

这一条款在洪宪帝制的权力版图中具有极高的战略妥协性与法理继承性。袁世凯深知，要维持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必须在名义上承接清朝作为“大一统”君主的地位。通过承认这些民族原有的爵位和俸禄，他在法理上把自己塑造成了各民族王公的新宗主，从而换取边疆贵族对新政权的效忠。

而满、蒙、回、藏的王公世爵（如亲王、郡王、贝勒等）拥有深厚的家族根基和地方号召力。袁世凯承诺“一切如旧”，意在消除这些旧势力对帝制变更可能导致其特权丧失的恐惧。

档案就记录了蒙藏院奏请边疆王公“照例承袭”爵位的案例，如锡林郭勒盟札萨克多罗贝勒旺沁敦都布病故，其子索特那木诺尔布即被批准照例承袭。

>第五条： 世爵世职得奉特令准予世袭罔替。

这一条款确立了洪宪帝制下荣誉继承的最高形式，是袁世凯构建家族化权力结构、诱使部属绝对效忠的核心筹码。

这实际上也是继承了清朝的“铁帽子王”制度，只要少数亲王享有“世袭罔替”特权，其他宗室爵位一般为降等世袭，功臣则设置了“爵位承袭次数”（如一等公袭二十六次、二等公二十五次、三等公二十四次）。

袁世凯将其写入条例，旨在向追随者展示：只要建立“大功勋”，其家族便能进入一个永久不坠的特权阶级，而条例明确规定需“奉特令准予”，则强化皇帝的“恩惠垄断权”，世袭罔替并非受封者的法定默认权利，而是皇帝手中的自由裁量权。

这种设计使得那些获得一等公、一等侯的将领即便功勋卓著，也必须在封爵后继续表现出极致的柔顺与效忠。当受封者的家族荣耀被设定为“世袭罔替”时，其子孙后代的生存基础就完全建立在洪宪帝制的法统之上。

> 第六条： 世爵世职未给予世袭罔替者，皆依次降袭；降至某项爵职时，亦得奉特令给予世袭罔替。

这一条款与第五条互为表里，同样源自清朝制度。异姓功臣爵位（公侯伯子男及世职）的标准规则正是降等世袭，这是清朝防止功臣爵位无限膨胀、俸禄负担过重的核心机制。普通功臣爵位袭满规定次数或降至云骑尉/恩骑尉后，一般固定为恩骑尉世袭罔替；皇帝也可随时特恩在任何级别给予世袭罔替。

两者均通过默认降袭+ 特恩世袭罔替的组合，避免爵位永久化导致尾大不掉，同时用“特令”作为笼络人心的工具。

>第七条： 凡阵亡人员递降至恩骑尉，或特给恩骑尉者，均得世袭罔替。 世爵世职皆以始封爵、始授职者之子孙承袭，先嫡后庶，先长后幼。 应袭之嫡长子曾得褫夺公权处分及有笃疾者，得以此子之子孙承袭；其无亲子孙者，得以继嗣之子孙承袭。 袭爵者得罪，其子孙不得承袭，另择原立爵授职者之子孙中观感笃实者简定。

第七条是整套封爵制度中关于“血缘继承”与“忠诚管理”的核心条款。它不仅规定了爵位如何向下传递，更设立了严苛的政治底线。

设立“世袭底线”与牺牲补偿：“恩骑尉”是世职中的最低一级袁世凯将此设定为“世袭罔替”的终点，实际上是为效忠者的家族提供了一份“永久性低保”。清朝也规定高爵袭满规定次数后，多降至云骑尉/恩骑尉世袭罔替，确保开国或平乱功臣后裔“永不失荫”。

特别优待“阵亡人员”，是为了激励北洋将领在面对护国军起义等武装反抗时，愿意为袁氏王朝“舍命效忠”。在清朝也有先例，平三藩、准噶尔、太平天国等战役中，阵亡将士后裔常获世袭罔替恩骑尉或轻车都尉，袁世凯完全照搬此招。

条文明确：“先嫡后庶，先长后幼”，彻底回归“宗法继承制”。通过确立这一标准，袁世凯试图将原本松散的军阀个人效忠，转化为家族式的长期绑定，使受封者的子孙后代也成为王朝的既得利益者。“笃疾”不许袭爵，反映了封建礼制对“仪表”的要求；而“褫夺公权”的限制，则赋予了皇权以法律手段随时剔除“政治不合格”继承人的权力。

“袭爵者得罪，其子孙不得承袭”则是悬在所有贵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洪宪体系下，“得罪”往往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忠或反叛。一旦袭爵者犯错，皇帝有权“另择”该家族中“观感笃实者”承袭。这不仅能分化贵族家族内部，防止其形成稳固的反抗势力，更确保了爵位这一“名器”永远掌握在对袁氏绝对柔顺的人手中。

>第八条： 世爵世职给岁俸如左：

• 亲王： 二万圆

• 郡王： 一万圆

• 一等公： 五千圆（二等公四千六百圆、三等公四千二百圆）

• 一等侯： 三千八百圆（二等侯三千五百圆、三等侯三千二百圆）

• 一等伯： 二千九百圆（二等伯二千六百圆、三等伯二千三百圆）

• 一等子： 二千圆（二等子一千八百圆、三等子一千六百圆）

• 一等男： 一千四百圆（二等男一千二百圆、三等男一千圆）

• 一等轻车都尉： 八百圆（二等六百圆、三等五百圆）

• 骑都尉： 三百圆

• 云骑尉：三百圆

• 恩骑尉：二百圆

第八条通过精密的差序化财政安排，为中华帝国的等级制度提供了物质支撑，也是袁世凯试图用“经济赎买”手段将北洋集团转化为“袁氏家臣”的利益清单。

该条款设立了跨度极大的薪资阶层，亲王岁俸（2万圆）是最低级恩骑尉（200圆）的100倍。

通过高达2万圆的巨额岁俸，袁世凯不仅给予黎元洪等“勋旧”极高的虚名，更在视觉和心理上确立了王室成员与普通臣僚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每一等爵位（如公、侯、伯）内部又细分为一、二、三等，每等之间相差300-400圆。这种细微的差别迫使部属在政治表现上不断“争先”，以换取更高一级的津贴，从而达成袁世凯“分而治之”的统御目的。

只不过对手握省督大权、控制地方税收的军阀来说，区区5000圆岁俸远不及他们掌控一省财源所得。传统的北洋集团本是利益共享的军事共同体。当袁世凯将国家权力家族化，并用这套固定的岁俸体系将部属锁定在“臣子”位置时，冯国璋、段祺瑞等原本寄望通过“总统轮替”获取最高权力的重臣感到了严重的利益天花板，导致其“心固不甘”并最终背离。

>第九条： 凡封世爵者，得奉特令给予嘉名。

“嘉名”是指在爵位等级之外，由皇帝额外赐予的具有褒奖意义的特定名号。

清朝便是这么做的，如和珅的一等忠襄公、曾国藩的一等毅勇侯、左宗棠的二等恪靖侯、李鸿章的一等肃毅伯等。袁世凯也曾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

这种做法完全效法了中国传统封建王朝通过“谥号”或“封号”来实施的道德评价权，旨在通过这种精神上的荣誉，加强受封者及其家族对皇权的归属感。

>第十条： 凡世爵世职之冠服，各以其爵与职之等为差，其冠服式另定之。

所谓“等为差”，意味着从亲王到恩骑尉，每一级爵位在服装的纹饰、颜色、材质上都有严格区别。这种设计旨在让受封者在任何场合都能通过视觉符号确认自己的卑顺位置，强化“君尊臣卑”的心理暗示。

民国时期倡导官民平权，官员制服相对统一。而第十条强行复辟了封建“舆服制度”，将原本基于职位的行政关系，转化为基于封建身份的门第关系。

只不过冠服式还没来得及指定，洪宪帝制便已告吹。

>第十一条： 亲王郡王官衔另定之；其一等公以下不置官衔。

在条例公布之前的实际公文运作中（尤其是受封将领向政事堂提交的“谢恩折”），我们最常见的便是一种“爵位 + 将军名号/军职 + 现任公职 + 姓名”的带职叙爵格式：

一等公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署巡按使段芝贵

一等侯壮威将军署督理湖北军务王占元

一等侯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汤芗铭

一等伯咸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陆建章

一等伯镇安左将军孟恩远

一等子将军衔督理甘肃军务巡按使张广建

一等子督理福建军务护军使李厚基

一等男吉林巡按使王揖唐

一等男上将衔陆军中将何宗莲

二等男广西巡按使王祖同

二等男直隶冀南镇守使王怀庆

……

由此看来，这一条款是袁世凯洪宪帝制中“名实分离”统御术的核心体现，其深层逻辑在于通过剥夺勋戚将领的行政决策权，强调权力源于皇帝的临时委派，从而削弱其割据独立性。

这些高等级爵位仅仅是一种封建身份和荣誉象征，并不自带任何行政职能。袁世凯通过授予“一等公”等名号并给予高额岁俸（如一等公五千圆），试图给部属提供一种“财富与名誉”的补偿，真实意图是利用这些精美但无权的“荣誉支票”，回购将领们手中掌握的“流通硬通货”（即地方兵权与财权）。

>第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颁爵条例》由政事堂奉令公布，落款日期为洪宪元年三月十一日（1916年3月11日），而袁世凯被迫宣布废除帝制是在三月二十二日。这意味着，这套苦心经营、等级森严的“建国大计”，在法理上仅正式存在了11天。

在护国战争硝烟弥漫、北洋将领纷纷倒戈的1916年3月，袁世凯依然执着于公布施行这一条例，试图通过正式施行条例，将此前非正式的口头封赏转化为法定的世袭财产。他希望以此作为最后的“法律合同”，在危急关头锁住部属的忠诚，告诉他们：只有保住洪宪，你们手中的一等公、一等侯才有法律依据。

然而条例的匆忙施行不仅没能救命，反而因为第十一条剥夺了将领们的行政决策权（不置官衔），加速了冯国璋、段祺瑞等实权派对袁世凯的政治背离。

洪宪帝制的爵位梦，最终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袁世凯苦心孤诣地编织出一张等级森严、利益诱人的贵族网，试图将北洋群狼转化为袁氏家臣，将松散的军阀联合转化为世袭的忠臣体系。然而，这套从清朝故纸堆里抄来的旧制度，撞上了民国初年汹涌的共和潮流与军阀各自的权力算盘。

高额岁俸换不来真心忠诚，世袭罔替的许诺抵不过枪杆子的现实诱惑，“不置官衔”的设计更直接戳破了实权派对“轮流坐庄”的幻想。当护国军的枪声在西南响起，当段祺瑞、冯国璋们在电报中冷眼旁观，当黎元洪一次次退还王爵册封，袁世凯才发现，自己亲手缔造的这套“中华帝国”贵族阶层，从一开始就只存在于《政府公报》的纸面上。

出生于芝加哥的枢机主教罗伯多·普雷沃斯特（Robert Prevost）当选第267任教宗（教皇），也是首位美国籍教宗。

他选择良十四世（Pope Leo XIV） 为自己的名号。上一位以“良/Leo”为名号的教宗，还是1878年当选的良十三世。（将Leo翻译成良是教会的传统译法，新华社则采用“利奥十四世”的普通人名译法，未来采用哪种译法还需官方统一）

“Leo”这个名字本身在拉丁语中意为“狮子”，通常与力量和勇气联系在一起。有观点认为，这是对良十三世的致敬，这位教宗因其理性主义、试图定义天主教会对现代思想的立场以及其关于社会正义和工人权利的划时代通谕《新事》而闻名。

一些专家认为，这个名字也指向对“全球天主教”的强调，可能会延续教宗方济各的一些进步做法 。

但同时，他在亮相时身穿本笃十六世曾穿过但方济各拒绝穿着的传统红色披肩，这可能表明他在其教宗任期的某些方面会采取稍微更传统的做法，这可能会吸引教会内更保守的势力 。

教宗当选后会选择专属尊号，这一行为意义非凡。它既承载着天主教教会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象征意义，也反映出新任教宗对任期内教会发展方向、重点关注领域的规划，以及对仰慕的前任教宗或圣人的敬意。

当“我们有教宗了”这一庄严宣告响起，新任教宗的尊号选择便成为教会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最终，尊号的确定完全取决于新任教宗个人，通常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在天主教教会历史早期，罗马主教，也就是后来被认定为教宗的人，大多沿用自己的洗礼名。

公元6世纪（公元533年）出现了首个有文献记载的教宗就职后采用新名字的案例。当时，名叫墨丘利（Mercurius）的人当选教宗，但他的名字带有异教色彩（与罗马神墨丘利有关），与教会领袖身份不符。

于是，他决定采用若望二世（John II）作为教名，以此向殉道者前任教宗若望一世致敬。尽管这在当时是个特例，却为后来教宗更名树立了重要先例。

10至11世纪，采用新教宗尊号的做法逐渐流行起来。这一时期，非意大利籍教宗增多，尤其是来自德意志地区和法国的教宗。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具有罗马传统色彩的教名，取代那些带有异国风情的原名，这既体现了他们对早期罗马主教传统的认同，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罗马教会体系。

这种更名趋势逐渐成为个人身份转变和新任教宗领导方向的象征。自1555年保禄四世当选起，采用教宗尊号成为天主教会的持续传统。他的前任、在位仅22日的玛策禄二世，是最后一位保留洗礼名的教宗。这进一步巩固了采用尊号作为教宗继承标准程序的地位，象征着新的开始和未来方向。有人认为，放弃原名意味着在最高层选举中获得了“重生”。

在教宗选举的秘密会议上，若某位枢机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枢机团团长会正式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罗马教宗职位。

若他表示接受，团长（若团长本人当选，则由副团长，如本笃十六世当选时的情况）会用拉丁语问：“Quo nomine vis vocari？”（意即“你希望以何名被称呼？”）这标志着新任教宗正式开始选定尊号。

新任教宗可以自由选择心仪的名字并告知团长。据说，很多枢机在进入秘密会议前就已想好了尊号，可见他们对此事的慎重。

新任教宗接受当选并宣布所选尊号后，资深执事枢机（或首席执事）会出现在圣伯多禄大殿阳台，向全世界公布这一消息。

公告以传统拉丁语短语“Annuntio vobis gaudium magnum; Habemus Papam”（“我向你们宣布一个伟大的喜讯；我们有教宗了”）开场，接着会公布新任教宗的洗礼名（拉丁语）和所选尊号（通常也是拉丁语）。

这一公开宣告标志着新任教宗统治正式开始，也引发了世人对其尊号含义的探究。教宗尊号常被视为新任教宗首个非正式举措，初步展现了他对教宗职务的愿景和意图。

新任教宗选定尊号时，常常是为了纪念备受尊敬、有相同尊号的前任教宗。这象征着继承和发扬前任教宗的政策、精神或愿景，表明要在其基础上推动教会发展。

1978年，若望·保禄一世当选，他打破传统，成为首位采用复合或双重尊号的教宗。他表示，选择这个尊号是为纪念两位直接前任——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他们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体现了他对两位教宗所推动改革的坚定支持。若望·保禄一世在位仅33天，继任者卡罗尔·沃伊蒂瓦枢机继承了若望·保禄二世的名号，这被普遍看作是对前任的敬意，也表明他会继续推进若望·保禄一世的事业。

2005年本笃十六世当选时，解释了选择此名是为向教宗本笃十五世致敬。本笃十五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勇敢真诚，展现出卓越的和平先知品质，深受本笃十六世敬仰。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选的教宗庇护十二世选了“庇护”这个名字，他的前任教宗庇护十一世也用了这个名字。这一选择表明他会延续庇护十一世的政策，尤其是庇护十一世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硬立场，而且“庇护”这个名字本身传统含义是“虔诚”或“尽职”，选这个名字或许也与之相关。

向某位圣人致敬也是新任教宗选择名字的重要原因。这位圣人的精神、价值观和对教会发展的远见，与新任教宗的想法契合。

选定敬仰的圣人之名，不仅为新任教宗的治理定下基调、指明方向，也彰显了教会遵循的理想和原则。

比如2013年当选的教宗方济各，他选择了历史上未曾有教宗用过的名字。他表示，这是为向13世纪以谦卑、贫穷、热爱自然和服务穷人著称的圣方济各·亚西西致敬。这一选择立刻表明了教宗方济各任期内对这些核心价值观的重视。

教宗在选择尊号时，通常源于对某位特定圣人的高度崇敬，或者体现了其个人生活经历与精神追求。这种个性化的选择，让尊号蕴含了更深刻的意义。

比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1958年他在确定尊号时，既有情感因素，也有宗教方面的考量。“约翰/若望”是他父亲的名字，也是他受洗教堂的名称。同时，这个名字还代表着对施洗者圣若望和撰写福音书的圣若望（耶稣基督钟爱的门徒）的纪念。

纵观教宗历史，有些名字被反复选用，频率非常高，这既体现了关键人物的深远影响，也反映出教会内部传统的循环性。

在历任教宗的名字中，“若望”（John）是使用次数最多的一个。根据不同的史料记载，以及是否计入那些被视为伪教宗的人物，共有大约21到23位教宗选用过这个名字。

“若望”（John）这个名字意义深远，因为它与基督教中的两位关键人物紧密相关：一位是耶稣的亲密门徒和福音书作者——圣若望宗徒；另一位是为耶稣施洗的施洗者圣若望。

历代使用“若望”为名的教宗，编号排到了若望二十三世。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历史上的特殊情况，例如若望十六世后来被认定为伪教宗；另外，由于教会早期记录的错误，实际上并没有“若望二十世”这位教宗。

在选用次数上，紧随“若望”之后的是名字额我略（Gregory），共有 16 位教宗选用过，最近的一位是额我略十六世 。

本笃（Benedict）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教宗名字，有15或16位教宗曾使用它，最近的教宗本笃十六世让这个名字获得了更多关注。

其他同样常见的教宗名字按使用次数排序还有：克勉（Clement，14位）、依诺增爵/英诺森 (Innocent，13位）、良（Leo，14位）和 庇护（Pius，12位）。

在较受欢迎的名字梯队里，还有：斯德望（Stephen，9位）、博尼法爵（Boniface，8位）、乌尔班（Urban，8位）、亚历山大（Alexander，7位）和 保禄（Paul，6位）。

教宗们重复选用这些名字，通常是为了向前任同名教宗所代表的公认美德、重要成就或历史意义致敬并建立联系。

一个例外是被视为第一位教宗的圣伯多禄（St. Peter），为表崇敬，后世并没有教宗选择以“伯多禄二世”为名。

举例来说，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庇护”这个名字的流行，往往象征着教宗们强调维护教会传统教义的时期；而选用“良”这个名字的教宗，则常与推动教会改革或在社会训导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前任联系在一起。

选定教宗尊号的传统，凸显了教宗职位的特殊本质——个人身份与历史传承、精神领导以及引领天主教会的重大责任的交织。对教宗尊号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洞察这个古老且具有深远影响力机构的历史、传统及其持续演变身份的珍贵视角。

本文由Gemini Deep Search辅助创作

新国旗为绿色、白色、黑色三条横纹，中间白条上有三颗红星，也代表着阿萨德时代的“红白黑双绿星”的旗帜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很多人未曾意识到的是，这也代表着一个解体64年、国名取消54年的国家，最后的象征物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个国家，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

新国旗也是老国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人发动大规模起义。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在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的通信中，许诺在战后允许阿拉伯人建立统一独立国家。

英国外交官马克·赛克斯设计甚至还设计了一面“阿拉伯起义旗”，旗帜为黑绿白三条平行色块，靠近旗杆一侧为红色三角形。黑白绿三色分别代表阿拔斯王朝、伍麦叶王朝和法蒂玛王朝（一说代表拉希德哈里发），红色三角代表哈希姆家族。

这面旗帜深刻地影响了后续阿拉伯国家的国旗设计，叙利亚的新旧国旗也都能看到这面旗帜的元素。

然而英国人一边鼓动阿拉伯人起义，一边又和法国、沙俄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了战后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势力范围，叙利亚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1918年，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之子费萨尔·伊本·侯赛因进入大马士革。1920年3月8日，叙利亚国民大会宣布独立，成立阿拉伯叙利亚王国，费萨尔被加冕为国王。

阿拉伯叙利亚王国的国旗直接采用了阿拉伯起义旗的设计，只是在红色三角形上加入了一颗白色七角星。

然而阿拉伯叙利亚王国只存在了4个月，就在法国的干预下失败了，叙利亚成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后又改组为叙利亚联邦和叙利亚国，采用绿-白-绿三色旗，左上角为法国国旗。

1930年，叙利亚成立了一个半自治的叙利亚共和国，同年通过的宪法规定了国旗的样式：

《叙利亚共和国宪法》第一部分第四条：

叙利亚国旗将如下所示：长度为宽度的两倍，分为三个平行且等宽的色带，最上方为绿色，中间为白色，最下方为黑色，白色部分中平行排列着三颗红色五角星。

也就是说，今天的叙利亚国旗，早在95年前就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不过相比于现在的版本，当时国旗的三颗红星要小很多。

在当时，国旗的绿色代表拉希德哈里发，白色象征倭马亚王朝，黑色则代表阿拔斯王朝。

最初，三颗红色星星象征叙利亚的三个“邦”：阿勒颇、大马士革和代尔祖尔。1936 年，拉塔基亚桑贾克和杰贝尔德鲁兹并入叙利亚后，三颗星星的含义被重新诠释：第一颗代表阿勒颇、大马士革和代尔祖尔地区，第二颗代表杰贝尔德鲁兹，最后一颗代表拉塔基亚桑贾克。

这面旗帜也被赋予叙利亚人团结起来争取自治的象征意味，黑色代表被压迫的黑暗过往，白色象征光明未来，红色则是为从前者过渡到后者而将抛洒的热血。

因此，当1946年叙利亚正式独立时，这面旗帜毫无悬念地成为国旗。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叙闪婚

20世纪中期，泛阿拉伯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盛行，埃及总统纳赛尔则成为旗手，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其威望达到顶峰。

而当时的叙利亚内部政局不稳、社会矛盾尖锐，外部面临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叙利亚领导层急需抱上埃及和纳赛尔这个大腿。当时正在兴起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也力推合并，并在谈判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面对积极奔走于开罗和大马士革之间、热情似火的叙利亚代表，纳赛尔却十分谨慎——他是主张泛阿拉伯主义，却从未想过真的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并。

更别说埃及和叙利亚无论政治体制、政局稳定性、经济水平还是民族性格都不尽相同甚至是格格不入，光是两国不仅不接壤中间还隔着个以色列的地理条件，就不具备合并的基础。

尤金·罗根的《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曾写到：据传闻，两次遭到废黜的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曾告诫纳赛尔，他会发现叙利亚是“一个难以统治的国家”，并解释说：“50%的叙利亚人认为自己是民族领袖，25%的人认为自己是先知，10%的人幻想自己是真主。”

纳赛尔在谈判中开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例如基于单一制的完全合并，叙利亚将成为阿联的“北方省”，从而失去独立性；解散所有政党，包括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改建“民族联盟”；军队完全整合，叙利亚军人将接受埃及人的指挥；采用埃及模式的经济制度，推行土地改革等等。

即便如此，叙利亚人还是急切地想和埃及“闪婚”，尤其是叙利亚军队。《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中写到：

军队此前已发动了三次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政变，其中很多军官都是公开的复兴党人。他们被埃及军人领导下的纳赛尔政府所吸引，相信叙、埃合并将使他们成为叙利亚政治中的主导力量。

1958年1月12日，在未事先告知本国政府的情况下，叙利亚总参谋长和其他13位高层军官飞往开罗与纳赛尔商讨合并事宜。

尽管纳赛尔设定的条件剥夺了复兴党和军队的政治权利，但这两个群体在结束开罗会谈时却仍都幻想通过与埃及的合并，对叙利亚施加主导性的影响。

财政部长阿兹姆准备提出了一个基于两国联邦体制的妥协性合并计划，在叙利亚内阁内获得了足够的支持而被提交给开罗，然而纳赛尔并不接受任何妥协：要不就完全合并，要不就干脆作罢。这时叙利亚军队再次介入，备好了一架飞机准备护送内阁成员前往开罗签订协议。总参谋长为犹豫不定的政治家们澄清了这个问题，据说他是这样说的：“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麦宰（大马士革城外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另一条通往开罗。”叙利亚政府选择了通往开罗之路，终于在1958年2月1日与埃及签订了合并协议。

1958年2月22日埃及与叙利亚合并为单一国家后，启用了新国旗。

该旗帜由红、白、黑三条水平横带组成，白色横带中央饰有两颗绿色五角星。色彩取自1952年埃及革命后使用的阿拉伯解放旗帜。

黑色象征阿拉伯人遭受的殖民压迫历史，红色代表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斗争中的牺牲与流血，白色寓意和平及对独立阿拉伯国家光明未来的期许。两颗星分别代表埃及和叙利亚，其绿色象征伊斯兰教。

两国“闪婚”之后果然矛盾重重。首先是权力分配不均，埃及人在阿联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叙利亚人只能分到次要部门，纳赛尔的得力助手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元帅则成为叙利亚的行政长官，叙利亚军队也受到打压；在经济领域，土改和国有化政策集齐了地主和资本的强烈不满；就连叙利亚民众，都不满于埃及的官僚体系。

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军队发动政变，逮捕了阿米尔元帅，切断与埃及的通讯，并大规模驱逐埃及文官、士兵和外来劳工。10月5日，纳赛尔发表演讲，宣布接受叙利亚的分离决定，表示不愿通过武力维持联合。

国家实质上解体后，纳赛尔似乎不愿承认这次失败，埃及继续使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一国名，也表明埃及仍致力于阿拉伯统一，愿意接纳其他国家加入。

直到纳赛尔去世、萨达特掌权之后，埃及才于1971年9月2日取消阿联的国名，改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此时方才更换国旗。

离开阿联之后

1961年，叙利亚脱离阿联之后，恢复了独立时的旗帜，绿白黑三红星旗二次返场。

但这次返场持续的时间也不长，1963年复兴社会党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取缔了这面国旗。

而在一个月前，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也通过政变上台。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又准备组建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吸取教训准备采用联邦制）。

为了反映这一进程，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政府推出了一面新国旗，和阿联国旗大差不差，只不过旗帜中央的绿星，从两颗改为三颗，象征三个国家的联合，以及复兴党的三大支柱：团结、自由和社会主义。

伊拉克也采用了相同的国旗。

虽然合并计划最终失败，但还是造就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从1963年到1972年，叙利亚国旗和伊拉克国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有长宽比例上的差别。

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通过“纠正运动”政变正式掌权，第二年当选总统，开启了阿萨德家族的统治。

同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又提出与埃及联合，老阿萨德也表示支持，于是三国又搞了个阿拉伯共和国联邦，并在1972年元旦正式成立。

三国采用了相似的国旗，依然是红白黑三色旗，但中央的绿星被替换成了“古莱什之鹰”。金鹰是穆罕默德出身部落的标志，鹰嘴衔着印有联邦名称的丝带。不过，叙利亚未像埃及和利比亚那样在国徽上印上自己的国名。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发动赎罪日战争，突袭以色列，当时叙利亚士兵就是在这面旗帜下作战。

然而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叛徒”，利比亚和叙利亚宣布退出联邦。

“最后的阿联”

联邦解体后，叙利亚还是把这面旗帜继续使用了3年，直到1980年3月29日。这一天，叙利亚重启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国旗。

有观点认为，这彰显叙利亚对阿拉伯统一的承诺，也是对埃及“背叛”行为的一种象征性回应。

Lina Sergie的论文《重述历史：歌曲、旗帜与叙利亚广场》提出：老阿萨德通过重复历史符号，他将纳赛尔的"阿拉伯统一"光环嫁接到自己的威权统治之上，以缓解伊斯兰反对派的压力。

这也造就了一个奇妙的现象，1961年-1971年的埃及（阿联）国旗，和1980-2024年的叙利亚国旗是一模一样的。

2006 年，反阿萨德人士萨福·阿尔·巴拉兹在加拿大发起了一项倡导恢复叙利亚前复兴党时期国旗的运动，促使该旗帜在 2011年之后作为叙利亚反对派的象征重新崛起，并最终在2024年三度返场。

《重述历史：歌曲、旗帜与叙利亚广场》一文以“阿拉伯主义 vs. 叙利亚性”形容这两面旗帜，当红-白-黑条纹被用于泛阿拉伯运动时，它代表超越国界的理想；而绿-白-黑条纹，则是民族主义的象征。

而随着“红白黑双绿星旗”的退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留在世上最后的“遗迹”也灰飞烟灭，从而彻底成为历史。

本文由Grok 3辅助创作

泽连斯基访问白宫，会谈却因双方激烈争执而失控。这场外交风波迅速成为全球焦点，但细心的观察者会注意到，媒体报道中泽连斯基的名字拼写并不一致。

FOX 新闻全程使用“Zelenskyy”：

CNN则坚持“Zelensky”：

这种拼写分歧并非2025年的新现象，自2019年泽连斯基当选总统，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已多次引发讨论。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泽连斯基的名字到底有多少种拼法？

泽连斯基的名字在乌克兰语中写作“Володимир Зеленський”，其中“Володимир”是名字，读作 /woloˈdɪmɪr/，“Зеленський”是姓氏，读作 /zɛˈlɛnʲsʲkɪj/。

乌克兰语使用西里尔字母，转写到拉丁字母需要一套规则，而不同的转写标准、媒体偏好及泽连斯基本人的选择催生了拼写的多样性。

“Zelensky”：源自1996年官方标准，追求简洁

“Zelensky”是最常见的拼写，在这场白宫争执中，得到CNN、《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一致采用。

这种拼写源于1996年乌克兰政府制定的官方转写规则（Ukrainian National Transliteration System）。该标准1996年5月10日通过并在2010年修订，是乌克兰独立后为统一乌克兰语罗马化而设。

其规则明确且简洁：字母“З”转为“Z”，“е”转为“e”，“л”转为“l”，“н”转为“n”，“с”转为“s”，“к”转为“k”，词尾“ий”简化为“y”。软音符号“ь”软化前面的“н”音（/nʲ/），但在转写中通常省略，没有对应的拉丁字母。最终，“Зеленський”变为“Zelensky”。

这一规则的设计核心是实用性与简洁性。乌克兰语的“ий”发音为一个长而清晰的 /i/ 音，带有双音节感（/ij/），但在英语中，“y”常出现在词尾（如“happy”），并不强调延长。为了便于国际使用，官方标准选择牺牲这一发音细节，换取拼写的简便性和易识别性。

这种简化在行政文件（如护照）和国际传播中尤为重要，避免复杂的拼写增加误解或识别难度。

还有一种同样简洁的转写方式Zelenski，在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罗马尼亚语等语言中使用。波兰语则转写为Zełenski。

“Zelenskyy”：忠实于乌克兰语发音，强调乌克兰身份

与“Zelensky”相对，“Zelenskyy”由FOX新闻、美联社（AP）和MSNBC等媒体采用。这种拼写在2022年俄乌冲突后逐渐流行，成为支持乌克兰立场的媒体常见选择。

“Zelenskyy”这一拼写形式更忠实地反映了乌克兰语的发音特点。1996年的官方规定将“Зеленський”中的“ий”简化为“y”，这一改动虽然简化了拼写，却牺牲了语音的精细度。相比之下，“yy”更能精确地模拟出 /i/ 音的持续性，更贴近乌克兰语的原音 /zɛˈlɛnʲsʲkɪj/。因此，“Зеленський”演变为“Zelenskyy”，成为一种更贴切的替代拼写。

“Zelenskyy”这一拼写得到了泽连斯基本人的肯定。2019年，BBC记者向其团队询问，双“y”是否会让观众感到困惑，泽连斯基的前发言人Iuliia Mendel明确表示：“这是总统护照上的官方拼写。”

泽连斯基的X账号@ZelenskyyUA亦与护照上的拼写保持一致。他的社交媒体早期使用“Zelenskiy”，这可能与其俄语背景有关（出生于克里维里赫，职业生涯初期使用俄语）。然而，在他当选总统后，他转而使用“Zelenskyy”，这一变化与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进程相吻合。

在2022年，美联社更新了其用词指南，采纳了“Zelenskyy”这一拼写，理由是它更贴近乌克兰语的发音，并尊重了乌克兰的官方拼写。FOX的选择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其保守派立场在冲突后支持乌克兰抗俄，使得“Zelenskyy”成为这一立场的微妙体现。MSNBC作为左派媒体，同样选用“Zelenskyy”，认同乌克兰文化独立。在英语媒体中，“Zelenskyy”日益流行，尤其在支持乌克兰的语境中，因其区别于俄语拼写的象征意义。

这种拼法的变体为-skyj，例如德语的Selenskyj，以及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冰岛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中的Zelenskyj。

“Zelenskiy”：俄语罗马化的历史痕迹

“Zelenskiy”这一拼写方式被路透社和俄罗斯媒体（例如RT）所采用。尽管在西方主流媒体中，这种拼法已逐渐边缘化，但在俄语语境中，它却占据主导地位，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和政治意义。

“Zelenskiy”的来源可追溯至俄语的罗马化传统。在俄语中，泽连斯基这一姓氏被写作“Зеленский”，在转写为拉丁字母时，“ий”通常会被转化为“iy”。这种拼写方式遵循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早期的标准，并受到了俄语转写习惯的影响。

ISO 9系统旨在实现字母间的精确对应，以满足学术研究和档案记录的需求。然而，该系统对俄语的偏好在乌克兰独立后遭到了批评。路透社在2025年仍使用“Zelenskiy”，可能是出于历史惯性，尚未完全更新至乌克兰的标准。

俄罗斯媒体则有意坚持使用“Zelenskiy”，将其融入俄语语境，从而隐含地表达乌克兰的从属地位。BBC在2019年曾短暂尝试使用“Zelenskiy”，但最终因观众反馈认为“yy”更准确而放弃。

此外，还存在其他变体，如匈牙利语中的Zelenszkij和世界语中的Zelenskij。

“Zelenskyi”：主要见于学术文献

“Zelenskyi”作为一种非主流拼写形式，主要出现在学术出版物中。它与美国广泛采用的Library of Congress转写系统紧密相关，该系统旨在利用拉丁字母精确再现乌克兰语的音韵特征，同时确保与西里尔字母的双向转换性。这一系统在语言学研究、历史文献整理以及图书馆编目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Library of Congress系统中，单个“y”或“yy”无法充分表达双音节的特性，而“yi”则能更精确地反映其音韵结构：前一个“y”代表“и”的短促音，后一个“i”代表“й”的延长尾音。

这种设计不仅关注发音的准确性，还具备技术上的优势——它允许规则性地反向转换为西里尔字母“ий”，在需要进行跨语言对比的学术环境中显得尤为实用。例如，在编目乌克兰语文献时，这种拼写确保了书目记录的精确性，有效避免了与俄语等其他语言的拼写混淆。

Library of Congress系统对乌克兰语中的软音符号“ь”也有其独特的处理方式。在乌克兰语中，“ь”使得前面的辅音（如“н”）发音软化，类似于英语中“new”的 /n/ 音。在严格遵循规则的情况下，系统使用撇号“’”来标记这一细节，如“Zelens’kyi”，以区分硬音和软音。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为了简化拼写，撇号往往被省略，这使得“Zelenskyi”成为更普遍接受的形式。

令人费解的是，芬兰语媒体似乎特别偏爱这种拼写方式。

“Zelens’kyy”：对语音细节的精准还原

“Zelens’kyy”极为罕见，仅在语言学的讨论中偶尔出现。它与 Library of Congress 系统相关联，但代表了一种更为精细的扩展形式，旨在尽可能精确地重现乌克兰语的语音细节。

在学术领域，这种精细的转写方式可能被用于标记特定文献或发音指南，以确保研究者能够精确地再现原始发音。然而，在日常应用中，“Zelens’kyy”显得过于复杂，英语读者面对带有撇号和双“y”的拼写可能会感到困惑，这导致它未能在媒体或公众领域广泛传播。

尽管如此，一些意大利人仍然采用这种看似繁琐的转写方法，通常写作Zelens'kyj。

“Volodymyr”：名字的“去俄化”进程

泽连斯基的名字“Володимир”通常写作“Volodymyr”。这种拼写方式忠实地保留了乌克兰语的 /woloˈdɪmɪr/ 发音，与俄语“Владимир”（Vladimir，/vlɐˈdʲimʲɪr/）形成鲜明对比。

拼写上的差异超越了技术层面，它反映了乌克兰身份与政治的深层含义。自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来，去俄罗斯化进程启动，这一进程不仅体现在语言政策上，也深刻地影响了地名和人名的拼写方式。例如，首都从俄语化的“Kiev”更改为乌克兰语的“Kyiv”，东部城市“Kharkov”更名为“Kharkiv”，“Odessa”调整为“Odesa”。这些变化旨在恢复乌克兰语的正统地位，彰显民族独立性。

泽连斯基的姓氏拼写同样体现了这一趋势，“Zelenskyy”的双“y”不仅贴近乌克兰语发音，也成为文化独立的象征，与地名去俄化的努力一脉相承。

Володимир还可以转写为Wolodymyr（德语）、Wołodymyr（波兰语）、Volodímir（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克罗地亚语等）、Volodîmîr（罗马尼亚语）……

如果说其他欧洲语言还是转写，到了波罗的海三国，连词尾都换了：

爱沙尼亚语：Volodõmõr Zelenskõi；拉脱维亚语：Volodimirs Zelenskis；立陶宛语：Volodymyras Zelenskis

对了，泽连斯基这个姓氏，来自乌克兰西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一个名叫Зелене（乌）/Зелёное（俄）的村庄，意为“绿色”。

以上。

"大S"徐熙媛突然去世，着实令人意外。

之前一直有疑问"大S为什么叫大S"？后来发现，主要是因为她和妹妹徐熙娣早年以组合形式出道，当时她们的组合名为"S.O.S"，意为"徐氏姐妹"（Sisters Of Shiu）。为了区分两人，姐姐被称为大S，妹妹被称为小S。

徐姓的拉丁化拼法非常之多，普通话/国语中最常见的是汉语拼音Xu和威妥玛拼法Hsu，粤语中港府粤拼的Chui/Tsui以及澳门粤拼的Choi，东南亚则有Chee/Seh/See/Cho等多种不同拼法。还不算越南语的Từ/Sy，韩语的Seo等等。

徐熙媛的英文名Barbie Hsu，徐熙娣的英文名Dee Hsu，明显都是用了台湾常用的威妥玛拼法。

那么构成她们艺名来源的Shiu究竟从何而来呢？这其实源自台"教育部"于1986年公布的《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

注音符号"第一式"，就是以民族形式书写的ㄅㄆㄇㄈ，目前仍在台湾被广泛使用。

但注音符号并不适用于国际场合，因此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便公布了基于拉丁字母的"国语罗马字"（Gwoyeu Romatzyh）。

（Biijee sh G.R. de jongshyr iongdoen, suooyii yiishiah pyngluenn shyrfen bu-kehguan / 笔者是国语罗马字的忠实拥趸，所以以下评价十分不客观）

国语罗马字完全采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不加任何附加符号，通过拼写法的变化来表示声调，极其巧妙且富有开创性。例如：

包含 = bauharn 饱汉 = baohann 暴汗 = bawhann；

攻击 = gongji 供给 = gonqjii 共计 = gonqjih；

朝霞 = jaushya 找下 = jaoshiah；

商议 = shangyih 上衣 = shanqi；

然而由这个赵元任大师一手开发，精妙绝伦无出其右的方案，却并没有得到大力推广。

很多观点将其归结为方案本身过于繁琐复杂，特别是拼写规则，增加了记忆和应用的难度。

但笔者认为国语罗马字本身并没有一些材料渲染的那么繁琐，字母标调只要稍加练习很快就能掌握，更大的原因还是缺乏有力的政府支持以及足够的教育资源，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实在可惜。

说回《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对国语罗马字的简化修改。

由于推广不利，国语罗马字在1940年被改为"译音符号"，到了80年代"应外籍人士及华侨子弟学习中国语文之实际需要"，又被想了起来。

1984年，台教育部门召集多方人士研定，试用一年，于1986年1月定稿公告。修订原则之一，是"以民国政府原先制订公布之译音符号声母韵母基本拼法为准，略作修订"。

《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完整保留了国语罗马字的声母拼写。比如"徐"，在国语罗马字中拼作shyu（原型为shiu），在第二式中拼作shiú。

最大的变化是空韵ㄭ，在国语罗马字中以-y表示，在第二式中则分为r/z，在翘舌音之后写作-r，如jr（知/jy）、chr（持/chyr）、shr（始/shyy）、r（日/ryh）；在齿舌音后写作z，如tz（资/tzy）、tsz（慈/tsyr）、sz（四/syh）。这一设计明显参考了耶鲁拼音。

ㄦ的拼法用er，而不是国语罗马字的el；ㄨㄥ在国语罗马字中写作-ong，在第二式中写作-ung，如dung（东/dong）、túng（铜/torng）、lǔng（垄/loong）、gùng（共/gonq）。

ㄧ、ㄨ、ㄩ无声母相拼时写作yi、wu、yu，在国罗中是二声阳平的拼法，这种设计倒是和汉语拼音无二。

《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的修订原则之二，就是"改用现今通行之四声调号以表示四声"，阴平为ˉ、阳平为ˊ、上声为ˇ、去声为ˋ、轻声不标调，也是和汉语拼音看齐。

实际上，除了ㄓㄐㄑㄒㄗㄘ用j/ji-/chi-/shi-/tz/ts，ㄠ用au，ㄨㄥ用-ung，以及没有增添加符字母ü（女写作niu而不是nü）、-iou不简写（刘写作liou而不是liu）之外，《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和汉语拼音几乎没太大差别。

然而历史再一次和国语罗马字开了个玩笑，第二式仅是由教育部门公布，并没有获得"行政院"批准，最后也只能在民间层面推广，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

此后台湾又陷入了通用拼音和汉语拼音的"拼音之争"，至于《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又渐渐被人遗忘了。

由是观之，Sisters Of Shiu（徐氏姐妹）之所以要把“徐”拼成并不常见的Shiu而不是常用的Hsu，完全就是为了凑成S.O.S的团名，毕竟S.O.H就说不通了。

这样说，大S小S其实也就是大Shiu和小Shiu了。

以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时间2024年8月23日签署第580号法令，授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西尔斯基新陆军上将军衔。此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军衔为旧陆军上将军衔。」

为什么乌克兰的上将军衔要分新旧呢？这和乌克兰2020年的军衔制度改革有关。

乌克兰从苏联独立后，于1992年建立武装部队的军衔制，分为陆空军和海军两套。

陆军将官级别分四级：少将（Генерал-майор）、中将（Генерал-лейтенант）、上将（Генерал-полковник）、（暂译）一级上将（Генерал армії України）。

此时的最高军衔的为Генерал армії України，英文译为General of the Army of Ukraine，其名称明显参考了美国的五星上将（General of the Army），对应北约军衔OF-10级别，可理解为我军88年新军衔制里的最高军衔一级上将。

肩章的样式则参考苏军的合成军大将，由军徽和一颗大星组成。

佩戴一级上将军衔的乌克兰国防部长乌克兰国防部长拉德茨基（1993-1994 ）、库兹穆克( 1996 – 2001 )

2016年，基于时任总统波罗申科的提议，乌克兰修改了军衔样式，脱离原来的苏式风格，向北约靠拢。

将官依然分4级，原来的五角星改为四角星花，肩章底部增添民族纹饰，一级上将的标志则改为乌克兰国徽、交叉的狼牙棒、大四角星花和锯齿形纹饰的组合。

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2014-2019年在任）穆任科的军服上，就可以看到这种从苏式到西式的变化。

最大的改变出现在2019-2020年，乌克兰又对军衔体系和军衔标志进行了一次改革，“北约化”更加彻底。新军衔制于2020年10月1日生效。

新军衔制设立了新的准将（Бригадний генерал）军衔，同时取消了一级上将（Генерал армії України）和旧的上将（Генерал-полковник）军衔，设立新的上将军衔（Генерал）作为最高军衔。

军衔标志也改为交叉狼牙棒和四角星花的组合。准将1星、少将2星、中将3星、上将4星。（旧军衔制是：少将1星、中将2星、上将3星、一级上将一颗大星）

然而混乱的地方在于，法律又规定，现役高级军官可以保留2020年10月1日之前获得的旧军衔，比如新军衔制中已经取消的“上将”（Генерал-полковник）。

西尔斯基就属于这种情况。

他在新军衔制实行前的2020年9月23日，晋升（旧）上将军衔，在当时的军衔体系中是第二高的军衔。

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实行了新军衔制。当时采用了一个“折中”的策略，将“旧上将”作为过渡军衔，佩戴特殊的肩章，由交叉狼牙棒和菱形排列的四颗四角星花组成。

被授予作为最高军衔的（新）上将（Генерал）之后，西尔斯基最近亮相时，迷彩服上的胸章已经佩戴与之适配的军衔样式——交叉狼牙棒和一字排列的四颗四角星花。

以上。

其中大部分剧情中，剧中警察都穿着92式警衔服装，佩戴警衔领章和警种肩章。

92式警衔标志是中国警服历史上最为独特的存在，以不同符号区分警衔等级的设计独树一帜，可谓前无古人，估计也是后无来者。

从1993年元旦正式装配，到1995年7月1日取消，只存在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如同流星一般的存在令人着迷。

（拍摄自中国警察博物馆）

笔者之前曾前往中国警察博物馆拍摄了若干实物照片，在这里结合剧中人物穿着，简单为大家一窥识别92式警衔的门径，但暂且不做系统性介绍。

根据1992年9月12日发布的《人民警察警衔标志式样和佩带办法》第三条之规定：

人民警察的警衔标志：总警监、副总警监为金色橄榄枝环绕金色八角星，警监为金色八角星，警督为金色四角星，警司为金色三角星，警员为金色箭头星。

《我是刑警》前7集中佩戴警衔最高的是河昌市公安局局长韩敬东，警衔标志为一枚金色八角星，是三级警监。

与其警衔相当的是省厅刑侦专家曹忠恕，当时佩戴领章可能是专业技术人员银灰色面板的，不过再出现时已经换上了95式警衔，四道金色横杠+一枚金色四角星。

河昌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技术员聂兴民，佩戴三枚金色四角星，是一级警督。

河昌市公安局预审科副科长谭木林，佩戴两枚金色四角星，是二级警督。后来换了95式警衔，改成三道金色横杠+两枚金色四角星。

与之警衔相当的是西山分局九号派出所所长何玉涛。

男主秦川，西山分局刑警副大队长，佩戴三枚金色三角星，是一级警司。

剧中出现的大部分警察都是警司级别，一级警司佩戴三枚金色三角星，二级警司佩戴两枚金色三角星，三级警司佩戴一枚金色三角星。派出所民警叶茂生、杜逢春就分别是一级和三级警司。

剧中警衔最低的是背景中的年轻民警，佩戴两枚金色箭头星，是一级警员。

92式警衔虽然设计精细，但缺点在于不易辨识，一方面是因为领章尺寸小远距离难以看清，另一方面是因为标识过于复杂，最终被极度"简单粗暴"、仅靠横杠数量区分等级的95式警衔肩章取代。

以上。

一个有个秩序化人格倾向的人看这部电影，会感到格外舒适。可以接受偶尔的脱线，但回归定式之后的安定感，才最治愈人心。

作为我的2024年度最佳电影，《完美的日子》前前后后看了不下10遍，也在心里定下目标，下次去东京一定要做个圣地巡礼。不过在为实地巡礼做功课时，还是先利用Google地图和街景，进行了一场云巡礼。通过绘制役所广司饰演的主角平山的生活轨迹，对于这部电影又有了全新的空间上的感知。

而从时间上说，在整部电影中，平山一共度过了12天，包括11个昼夜和一个清晨，其中10天为工作日，两天为休息日。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场云巡礼，就从他看似一成不变的每一个工作日开始吧。

第一天

在工作日，平山固定在早上5点15分起床，伴随着住所附近老奶奶扫地的声音睁开眼睛。

二楼是两间六畳和三畳的和室，大的用作起居室，小的用来养绿植。一楼有厨房和卫生间，以及一个储物间。起床、洗漱、浇灌绿植，是平山每日的Morning Routine。

一切收拾妥当，穿上工作服，拿上钥匙、相机和零钱，在5:30出门，看一眼还未亮的天色和半截天空树，正式开启一天。

平山租住的房子，位于东京江东区龟户3町目37-12，紧靠着天祖神社。有着50多年历史，看着已经很旧。有日本网友说，这种公寓租金大概为60000日元。

江东区龟户3町目37-12

出发前，先在自动售货机上买一罐BOSSカフェオレ。不过现实里，公寓前并没有自动贩卖机。

坐进大发Hijet Cargo“微面”，拿出磁带开始选音乐，选中一曲The Animals的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出发前往第一个工作地。

右拐、左拐、直行、左拐……

最终驶上浅草通り。

在路上，终于可以看到天空树的全貌。

驶过浅草寺，拐进国際通り，一路向南。

平山当天的第一个工作地点，是恵比寿东公园公厕，沿着首都高速都心環状線/C1开过去，大概要半个多小时。

恵比寿东公园厕所由建筑师槇文彦设计。由于公园内有章鱼造型的游乐设施而被称为"章鱼公园"，这个新建的厕所则被称为"鱿鱼厕所"。

恵比寿東公園トイレ 恵比寿 1-2-16

整理好装备，奔赴现场。

平山当天的第二个工作地点，是锅岛松涛公园厕所，开车大概14分钟。

锅岛松涛公园厕所由隈研吾设计，设计理念是在绿意盎然的松涛公园中，创造一个“厕所村落”，由五个小屋组成，每个小屋都被随机角度的杉木百叶窗覆盖，通过“森林的小道”相连，使建筑融入森林环境中。

鍋島松濤公園トイレ 松濤2-10-7

Google街景中还留着改造之前的厕所

平山在这里遭遇了“意外事件”，在厕所中发现了一个和妈妈走时的小男孩，于是领着他去找妈妈。男孩上黄下蓝的衣服，和防走失告示牌上一模一样，严重怀疑灵感是来自野比大雄。

第三个工作地点是代代木八幡公厕，开车大概5分钟。

代代木八幡公厕由伊东丰雄设计，设计灵感来自代代木八幡宫的森林，采用了三个蘑菇状的造型，目的是与背后的森林环境和谐相处。

代々木八幡公衆トイレ 代々木 5-1-2

Google街景中还拍到了真实的公厕清扫人员

午餐固定在代代木八幡宫的树林里吃，还在这里发现了一只树苗，经神官同意后带回家养了起来。ps：代代木八幡宫以祛除厄运、开运的神明而出名，还是《秒速五厘米》的取景地。

吃完午饭，开启下午的工作。第四个工作地点是代代木深町小公园厕所，开车也只要5分钟。

色彩缤纷的代代木深町小公园公厕由坂茂设计，采用最新技术制造的特殊玻璃墙，当厕所无人使用时保持透明状态，让人们可以确认内部是否干净；当锁门时玻璃会变得不透明，保护使用者的隐私。

代々木深町小公園トイレ 富ヶ谷1-54-1

公园里生活着一个流浪汉，时而抱树，时而在阳光和树影间做着意味不明的舞蹈，毕竟是由日本现代舞重量级人物田中泯出演。

打扫完这个公厕，平山当天的工作就结束了，时间在下午2点左右，开车回家大概要32分钟。

把在神社采集到的树苗种到花盆里，平山换下工作服，骑车去钱汤洗澡，路上大概会花7分钟左右。

这家钱汤叫做電気湯，创业于大正11年（1922年），如今的店主叫大久保勝仁，已经是第四代。叫電気湯是因为创业时使用电力来加热洗澡水，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情，不过店主表示现在已经改用燃气了，但店名依旧保留了下来。

電気湯 墨田区京島3-10-10

店主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在大学里学习建筑，曾在联合国总部工作，但因为家业无人继承回来当了澡堂老板。

洗完澡之后去浅草吃晚饭，从电气汤骑车到浅草地下商店街要花14分钟。

浅草地下街建成于1955年，位于地铁银座线浅草站的地下通道里。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就住在从这里往北两个路口的地方，算是出门的必经之地。

这里留给我的印象，只有走下去之后第一眼看到的站立式面馆，可惜没有好好探索，倒是马路对面的神谷Bar去了好几次，就馋那一口电气白兰。

平山常去的福ちゃん，招牌是炒面和咖喱饭，一盘炒面400日元。

浅草1-1-12 浅草地下街 · 福ちゃん

吃完饭骑车回家，经过樱桥行过隅田川。

看上一会书，进入梦乡。

到这里，电影进行了28分09秒。导演用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展示了平山公式化的一天。之后的每一个工作日，都是这一天的变奏曲。

第二天的早晨，伴随着老妇人扫地的声音醒来，起床、叠被、洗漱、为绿植浇水、出发，一切周而复始。

第二天

当然，每一天都不可能是前一天的重复。

比如工作的场地会有变化。第二天就改成去打扫惠比寿公园厕所，由片山正通设计，采用15块混凝土墙的组合，创造出既是厕所又是艺术装置的场所。

恵比寿公園トイレ 恵比寿西 1-19-1

第二天下午还打扫了春野小川社区公园公厕，同样由坂茂设计，是代代木深町小公园公厕的姐妹篇。

はるのおがわコミュニティパークトイレ 代々木5-68-1

除此之外，也要应对人际关系带来的突发日常。比如不靠谱的年轻同事硬拉着去收磁带的店。这家名叫Flash Disk Ranch的店，位于下北泽车站附近。

Flash Disk Ranch 世田谷区北沢2-12-16三鈴ビル2F

因为把钱借给了年轻同事，车半路抛锚时连加油的钱都没有，只得走回去卖掉心爱的磁带。

平山的车停在桥兜町的鎧桥（鎧の渡跡）附近，去下北泽搭公交44分钟，纯步行要将近3个小时，也是很折腾人了。这天回到家很晚了，吃个泡面就睡了。

第三天

第三天。晨间节律一如往常，工作地点换成了神宫通公园厕所。由安藤忠雄设计，采用圆形平面，屋顶大幅延伸形成走廊空间，犹如一个小型"东屋"（日式凉亭）。

神宮通公園トイレ 神宮前6-22-8

在代代木八幡公厕里发现一张不知谁留下的画着井字棋的纸，本来想扔掉，但又忍不住加入到这个游戏里。

午餐时用奥林巴斯XR相机，拍下木漏れ日，是一天中捕捉到的幸运时刻。

正常下班、去电气汤泡澡、去浅草地下街晚餐，同桌的人似乎是在和平山打招呼也可能不是，总之他没看见……晚上看书睡觉做梦，一切正常。

第四天

第四天。晨间节律一如往常，工作地点换成了西原一丁目公园公厕。

由建筑师坂仓竹之助设计，设计者希望这个厕所能像“行灯”一样照亮公园，使其成为一个人人都能轻松访问的公共空间。年轻同事依然迟到，不过却遇见了一个喜欢捏他耳朵的孩子。

西原一丁目公園トイレ 西原1-29-1

年轻同事的在追的女孩子，跑过来还给我磁带，之前被他偷偷放进了女孩包里。坐在一起听了一首Patti Smith的《Redondo Beach》，临走时竟然被突然亲了一口，便是今日最大的意外了。

去电气汤泡澡时还在回味~回到家天还没黑，听着Lou Reed的《Perfect Day》小憩，做了一个浅浅的梦。晚上照常去浅草地下街吃饭，又想起捏耳朵的事，不由得会心一笑。

看书睡觉做梦，第二天是休息日，多么完美的一天。

第六天

第五天休息日留到下篇再讲。第六天又开始上班，看到这还以为平山的工作节奏是做四休一，但其实不然。

这一天继续在代代木八幡公厕参与井字棋游戏，在代代木深町小公园公厕观察流浪汉，本以为是无事发生的一天，结果晚上回家发现离家出走的外甥女来了。

第七天

第七天带外甥女一起上班，一起拍木漏れ日，在储物间又睡了一晚。

第八天

第八天继续带外甥女上班，参与井字棋游戏。下班后带她去了电气汤，去吃晚饭时骑车经过樱桥，停下眺望隅田川，想象着大海。

“你想去看海吗？”

“下次吧”

“下次是什么时候”

“下次就是下次”

“下次是什么时候？”

“下次就是下次，现在就是现在。”

孩子似乎若有所思，于是这句话又被重复了四遍。

吃过晚饭回家已经是晚上，下午在电气汤平山给妹妹打了电话，人很快就来了接孩子了。

从妹妹坐雷克萨斯又一身贵妇人气质，可以看出平山的出身应该是很不错的，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时候，让他放弃曾经的一切，选择了现在这种生活。

不过可以肯定他和自己的父亲嫌隙很深，快要闹到“死生不复相见”的程度。妹妹走后，平山哭了，度过了一个失眠的夜。悲欣交集的一天。

第九天

第九天是最糟糕的一天。年轻同事突然辞职，因此平山不得不打扫额外的厕所。

东三丁目公共厕所，由产品设计师田村奈穂设计，设计灵感来源于日本的礼物文化象征"折形"，体现了涩谷访客的款待之情

東三丁目公衆トイレ 東3-27-1

神宫前公厕，由时尚设计师NIGO设计，概念是“温故知新”⁠，设计灵感来自与高楼林立、日新月异的东京形成对比的、在原宿一角静静矗立的古老而美好的独栋房子。这不过平山在这里车都差点被人拖走。

神宮前公衆トイレ 神宮前1-3-14

惠比寿站西口公厕，由佐藤可士和设计，设计师希望通过这个“纯白色厕所”的设计，让使用恵比寿站的人们感到明亮、清新，同时细致地考虑了每一个"理所当然的考虑"。不过看这车站的人流量，清理难度应该是不小。

恵比寿駅西口公衆トイレ 恵比寿南 1-5-8

七号通公园公厕，由创意总监佐藤カズー和Disruption Lab Team设计，采用了“Hi Toilet”的概念，打造了一个语音控制厕所。

七号通り公園トイレ 幡ヶ谷2-53-5

但平山此刻却只想骂娘，一向情绪稳定、活得像植物一样的他，忍不住对着公司的人发火了。

第十天

第十天。公司很快派来了干事利落的新同事，一切又回到了正轨。

井字棋游戏结束了，收获了那个从未谋面的对弈者的谢意。路过涩谷区井之头通路口时，撞见了在人流中舞蹈的流浪汉，不由得看呆了。

看书、睡觉，第二天又是一个休息日。原来平山的工作周期是做五休一，上班早下班也早，但想想还是挺累。

第十二天

休息日的晚上发生了一些事，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第十二天的早晨，正常醒来、叠被、洗漱、浇灌绿植、穿上工作服、开门望天、买上一瓶咖啡、坐进车里、选好音乐、出发……

也许是Michael Buble这首《Feeling Good》太过如此动人，也许是早上的太阳有些刺眼，不知为何想哭又想笑，大概今天也会是个完美的日子吧。

下篇将会讲平山的两个休息日，敬请期待。

在Google地图上查看平山工作的地点

查看朝中社最新发布的报道：《새해 2025년을 맞으며 성대한 경축공연 진행》（《举行盛大的庆祝演出，迎接2025年新年》）、《새해 2025년을 맞으며 국기게양식 및 축포발사 진행》（《升旗仪式及鸣礼炮迎接2025年新年》），通篇已经不见"主体/주체"年号的影子。

而在2024年元旦，新闻报道还是《새해 주체113(2024)년을 맞으며 국기게양식 및 축포발사 진행》（《为庆祝主体113年（2024年）新年，举行升旗仪式和贺礼鸣炮》）、前年则是《새해 주체112(2023)년을 맞으며 국기게양식 진행》（《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主体112年（2023年）》）。

由是观之，外界传言的"朝鲜停用主体年号"可能确是如此，这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纪年法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主体纪年的诞生

所谓"主体纪年"（주체년호），是以金日成诞生的1912年为主体元年的一种纪年方式，月份、日期与公历相同。

虽然主体纪年正式设立于1997年，但与之类似的想法却可以追溯到更早。上世纪80年代末，投北的前韩国外交部长崔德新（최덕신）就曾向金日成提出过使用"自主历（자주력）"或"主体历（주체력）"，但这个建议当时并没有被采纳。

1994年金日成去世，全国进入守丧三年的"遗训统治"时期，并且开启领袖的"永生化"进程。主体纪年作为领袖崇拜的重要象征，也被提上日程。

1997年4月青年同盟机关报《青年先锋》上刊登的诗人吴英载的诗作《四月的歌》中，就出现了"……1912年/作为金日成纪元元年"的表述。

1997年7月8日，在金日成逝世3周年之际，朝鲜通过《继续歌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一生和不朽功绩》的决议，正式宣布采用主体纪年——"主体历应该以1912年金日成同志作为主体太阳诞生的那一年为元年。"

而这一决议"体现了全体党员、人民军战士、战士们在党中央领导下，歌颂领袖革命一生和不朽功绩、辉煌继承和完成领袖革命功绩的一贯意图和心愿"。

当年的朝鲜媒体这样写道：

为永远彰显敬爱的领袖的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伟大将军（指金正日）倾注了巨大心血和努力，这也深深体现在制定主体年号和太阳节上。

主体年号是在敬爱的领袖在世时人民中就提出的问题，在民族遭受最大损失后，我们人民的这一愿望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伟大将军审阅了凝聚着我们人民切实愿望的文件后，于主体86年（1997年）7月8日发表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继续歌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一生和不朽功绩》的共同决定书。

共同决定书表达了要与主体朝鲜历史一道永远彰显敬爱的领袖的革命生涯和业绩的坚定意志，庄严向内外宣布，以领袖作为主体之太阳升起的1912年为元年制定主体年号，把领袖诞生的民族最大喜庆节日4月15日制定为太阳节。

这一重大决定书的通过，成为在实现领袖永生业绩中开创光辉篇章的历史性事件。

由于伟大将军制定了主体年号和太阳节，我们人民得以将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流传的领袖革命历史、主体朝鲜历史，以敬爱的领袖作为主体之太阳升起的1912年为元年，永远万代地记录下去，把领袖诞生的4月15日作为我们人民和世界进步人类最神圣的共同节日太阳节隆重纪念，永远颂扬主体的伟大太阳。

因此，全体民族认为我们共和国以主体之太阳升起的1912年为元年制定主体年号，并决定把敬爱的领袖诞辰4月15日制定为太阳节，是震撼地球的历史性事件。他们高度赞扬说："主体年号和太阳节的制定使我们民族子孙万代都将记录主体年号，庆祝太阳节，祈愿金日成主席永生。""主体年号和太阳节的制定千万次正确。""把金日成主席的诞辰日作为太阳节意义深远地庆祝，是我们民族全体的光荣和自豪。"

确实，在伟大将军纯洁的革命义理的支持下，敬爱的领袖的革命思想和不朽业绩将作为我们革命的遗产永远闪耀光芒，随着主体年号和太阳节，领袖的革命历史将永远万代流传。

1997年8月25日，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主体年号使用规定》：以金日成出生年份1912年为"主体1年"，为方便起见可以在主体年号旁边的括号内标注公元纪年。但由于使用主体年号是基本原则，因此不仅在出版物、建筑物、文件等公共领域，在书信往来等私人领域也必须采用主体年号。

根据这一纪年系统，朝鲜光复是在"主体34年"（1945年），朝鲜建国是在"主体37年"（1948年）。通过这种形式，不仅将金日成的生命历程同朝鲜的历史紧密结合了起来，在其肉体生命逝去后，"金日成时间"却依然在继续，从而实现了政治生命的"永生"。

1997年9月9日，官方广播在播报朝鲜建国49周年纪念社论和朝总联中央常任委员会致金正日的贺信时，首次正式使用主体纪年。社论中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8年标记为主体37（1948）年，贺信中则将1997年9月9日标记为主体86（1997）年9月9日。

当时的报道称：

全国各机关、企业、工厂、农场和各阶层人民从共和国成立纪念日9月9日起一致开始使用主体年号。从祖国最北端的稳城郡到军事分界线沿线城市开城市板门郡，从西海岸粮仓十二三千里平原到东海岸工业城市咸兴市，全国各地都展现出历史性的画卷：在无限喜悦中铭记第一个主体年号，这喜悦源于实现了与伟大领袖一生相伴、在主体时代的要求下、在领袖指引胜利与光荣的道路上孕育的殷切愿望。

整个金正日时代，朝鲜都在使用主体年号，在金正恩时代也是萧规曹随，作为一份"政治遗产"保留下来。但使用的严格程度有了很大的松动，很多与金正恩相关的报道，年份写的都是公元。

主体纪年的消失

主体纪年命运的分水岭发生在2024年10月12日。当时正值韩国无人机渗透平壤事件，10月11日朝鲜外务省发布的《捍卫主权和安全的扳机将被毫不犹豫地扣动》声明，文末还写着"주체113(2024)년 10월 11일"，第二天发表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与正谈话》，最后的日期却突然变成了"2024년 10월 12일"。

10月12日上午出版的《劳动新闻》，报头还写着"主体113（2024）"，10月13日起就只剩公元纪年了。

民主朝鲜和朝鲜中央电视台也从13日起停止使用主体纪年。每周六发行的周刊《文学新闻》在10月12日之前还标注着主体年号，但从10月19日起只标注公元。

朝鲜中央通讯社在文章标题旁的日期中曾一度标注主体年号，但从13日起，当天劳动新闻概要等文章内部的日期标注开始不再使用主体年号。

甚至金正恩同国外元首的往来贺电，时间标记也发生了变化。

例如2024年10月7日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俄罗斯联邦总统致贺电》，文末的时间还是"주체113(2024)년 10월 7일"。

10月22日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致贺电》，文末时间就变成了"2024년 10월 22일"。

到10月26日前后，朝鲜中央通讯社和青年先锋也在网站上完全取消主体年号，改用公元。随后，面向对外的杂志《朝鲜》和《金刚山》也从2024年11月号起在封面和内容中完全删除了主体年号。

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发行的居民教育学习提纲据说也是在2024年11月号之前还标注着主体年号，但从12月号开始就消失了。

而据报道，朝鲜最新发行的2025年日历，也不再标注"주체 114"。

而往年的日历，是必须要标注主体纪年的：

虽然至今没有官方宣布，但从事实上看，主体纪年确实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主体114年"依然成为一个"不存在的年份"。

关于朝鲜放弃使用主体纪年的原因，外界也有不同的解读。

有观点认为这是"和国际接轨"，是一种务实的做法。统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洪民就表示："主体年号可能被理解为封建习俗的形式，他们可能认为使用这种个人化的年号不适合表现现代国家"。

但更多人认为，这是金正恩有意淡化祖父和父亲的光环，转而加强自身的威权而采取的措施。韩国统一部官员表示："虽然看起来并非全面'废除'主体年号"，但"这似乎是不想依赖前任领导人的'独立崇拜'的一部分"。

以上。

在官方媒体上随便一搜，就会发现把Глава翻成“行政长官”已经成为一种成规。比如：

“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尔洛夫２３日在首府埃利斯塔会见来访的中国驻俄大使”（2018-07-24，新华社）

《省委省政府领导会见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2023-10-16，《黑龙江日报》）

《布里亚特将在俄中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访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行政长官齐杰诺夫》（2024-08-26，新华社）

当然也有其他译法，如：

“2023年6月1日至3日，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赴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访问考察，会见共和国主席茨杰诺夫”（2023-06-05，驻伊尔库茨克总领馆）

或者干脆将俄罗斯各共和国的首脑，翻译成“领导人”，如：

“俄罗斯联邦萨哈（雅库特）共和国领导人艾先·尼古拉耶夫在2023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举行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2023-06-17，新华社）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在社交媒体发文“（2023-01-11，新华社）

然而在几年前还并非如此：

”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２３日向警方下令”

“会见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明尼哈诺夫“

这一变化背后，其实是俄罗斯联邦主体共和国“总统（Президент）”称号的一段消亡史。

2010年-2015年，俄罗斯各共和国掀起了一股改“总统”为“首脑”的浪潮，车臣牵头、联邦督促、共和国配合，一番折腾下来，俄罗斯终于只有一个总统。即便头铁如鞑靼斯坦，也胳膊拧不过大腿，在努力拖延13年之后，也不得不服软。

作为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各共和国的首长称号

俄罗斯目前事实上拥有24个共和国（无主权争议的21个），这些共和国大多数是由苏联时期的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演变而来，除犹太自治州外的4个自治州，在苏联解体后的“主权大巡游”时期也升级成了共和国。

2010年之前，这些共和国的首长称谓，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别（不包含克里米亚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1）称“总统”

为了彰显在联邦内地位的提升，大部分的共和国都在1990-1994年前后，选择了总统作为其首长的称谓，其中包括：阿迪格、巴什科尔托斯坦、布里亚特、车臣、楚瓦什、鞑靼斯坦、印古什、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马里埃尔、莫尔多瓦、萨哈（雅库特）。

而乌德穆尔特和达吉斯坦的总统职位，设立得非常晚，直到2000年和2003年，才分别设立总统一职。在此之前，领导这两个共和国的都是“国务委员会”。

（2）称“政府主席”

图瓦共和国在1992-2002年间曾设有“总统”，但在2002年改为“图瓦共和国政府主席”，不再设立共和国总统一职。哈卡斯共和国也只设政府主席。

（3）称“首脑”

还有一些共和国从未设立过总统职位，一开始就叫“首脑（Глава）”，如卡累利阿、阿尔泰共和国、莫尔多瓦、科米。

而卡尔梅克在1993年至2005年设有总统，2005年改为“首脑”；图瓦共和国也在2007年将地区领导人名称，改为：共和国首脑-共和国政府主席，都可以说是大预言家了。

“总统改首脑”浪潮的兴起

那么，这场“改总统为首脑”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一切都要从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的一个想法说起。

2010年8月14日，卡德罗夫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国家，一个总统》的博文。

博文开头，他表示自己在两天前已经向车臣共和国议会提交了一份正式信函，要求修改共和国最高官员的称谓，自己不再称“总统”，因为只有联邦国家元首才能被称为“总统”。

激发他这一想法的，是一次随团外访。当时他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总统卡诺科夫，一起跟随俄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叙利亚和土耳其，在出席活动介绍代表团成员时，顺序是：“俄罗斯总统、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总统，车臣共和国总统...”

“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卡德罗夫如是说，“在场的人可能会想，你们那里有多少位总统？”。于是回国之后，他便联系北高加索地区几个“邻国”的“总统”，带头改变俄罗斯“总统大巡游”的局面。

对此卡德罗夫表示：“就我个人而言，这个职位叫什么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一个人如何工作。他为人民做什么？我一直说过并重复一遍，我感觉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领导者”，还表示愿意接受除了“总统”之外的其他任何称号。

2010年9月2日，车臣共和国议会召开会议讨论这一提议，所有出席的35名议员一致投票通过了这一改名提案，备选的名称包括“共和国首脑（глава республики）⁠、地区首脑（глава региона）⁠、领导人（руководитель）⁠、共和国行政长官（глава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甚至还有"伊玛目"（имам）、人民之父（мехк-да）”，最终选定了“共和国首脑”（глава республики）。

卡德罗夫这一行动可谓“带了个好头”，尤其是北高加索地区各共和国，跟进表态尤为迅速。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达吉斯坦纷纷表示头衔马上就改，印古什总统新闻秘书甚至表示：我们总统早在1年前就公开表示支持俄罗斯只有一位总统。

在卡德罗夫更改头衔一个月后，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一项新法律——《关于俄罗斯联邦主体立法（代表）和执行权力机关组织的一般原则的修正案》，其中规定：

“俄罗斯联邦主体最高公职人员的职位名称（俄罗斯联邦主体最高执行权力机关的负责人）不能包含构成国家元首职位名称基本部分的单词和词组——俄罗斯 联邦 总统”。各联邦主体的宪法（章程）必须在 2015 年 1 月 1 日之前与这项联邦法律保持一致。各共和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自行选择领导人的职位名称。“可能的职位名称包括‘首脑’、‘领导人’、‘政府主席’等”。

由此，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开启了“改名”浪潮。

“共和国总统”的消亡

2011年1月1日，印古什最高官员的头衔由“印古什共和国总统”改为“印古什共和国首脑”；

2011年4月7日：卡拉恰伊-切尔克斯总统拉希德·特姆列佐夫成为共和国首脑；

2011年4月20日，在阿迪格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会议上，议员们批准了对共和国宪法的修改，将“阿迪格共和国总统”的称呼替换为“阿迪格共和国首脑”；

2011年4月26日，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国务委员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职位名称从"总统"改为"首脑"；

同日，布里亚特人民呼拉尔（议会）修改共和国宪法，将总统最高职位改为共和国首脑；

2011年6月8日：将马里埃尔共和国最高官员职位的名称从"马里埃尔共和国总统"改为"马里埃尔共和国首脑"；

2011年7月，达吉斯坦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一致支持修改共和国宪法的法律，将最高职位名称由“达吉斯坦共和国总统”改为“达吉斯坦共和国首脑”，该法于2014年1月1日生效；

2011年9月13日，楚瓦什共和国完成修宪（自2012年1月1日起生效），根据新宪法，楚瓦什共和国最高官员和行政首长的称号为"楚瓦什共和国首脑"；

2011年9月29日：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议会代表通过了一项关于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法案，根据该法案，该地区的元首职位将被称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首脑”。新法于2012年1月1日生效；

2012年6月8日，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议会（Ил Тумэ́н）批准了对宪法的修正案，将总统职位更名为首脑（雅库特语：Ил Дархан）。这些变更在现任领导人耶戈尔·鲍里索夫的任期结束后生效，预计在2015年6月。然而，2014年4月，鲍里索夫提前辞职，并表示将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

到2013年底，只有巴什科尔托斯坦和鞑靼斯坦两个共和国，尚未就元首新名称进行立法。

最后的抵抗者

巴什科尔托斯坦率先"挺不住"，在2014年12月25日，即"过渡期"结束前一周，巴什科尔托斯坦国家会议终于在二读和三读中通过了《关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首脑》的法案。从2015年1月1日起，该共和国最高官员正式改称为"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首脑"。

最死硬的还是鞑靼斯坦，就算有法律也坚决不改。直到2022年，鞑靼斯坦一直是俄罗斯联邦中唯一保留"总统"称号的共和国。

1994年，联邦政府同鞑靼斯坦单独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鞑靼斯坦共和国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关于划分管辖范围和相互授权的条约》，使其享有超越其他共和国的自治权，虽然这个条约在2017年到期，但鞑靼斯坦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和特殊地位。

2010年改革动议开始时，正值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新上任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他对这一改革持保留态度，认为更改称号需要修改共和国宪法，程序复杂，还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质疑："为何足球俱乐部可以有президент而共和国不能有呢？"

对于更改首长职务名称的发令，鞑靼斯坦主打一个"阳奉阴违"、能拖就拖。一方面表示将在2015年期限前考虑合适的新名称，同时又利用各种渠道发出反对声音。

鞑靼斯坦首任总统明特伊默·沙伊米耶夫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如今，许多鞑靼斯坦人质疑，为什么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不能被称为总统？这项法律并非无可挑剔，其中存在违反俄罗斯宪法的元素。这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虚荣心吗？总统这一称呼是人民的意愿，人们已经习惯并喜欢这个称呼。我必须告诉你，禁止使用'总统'这一称呼的法案已经多次被提出。然而，当时国家杜马正式否决了该法案，理由是这与宪法相悖。第二次，类似的法案收到了俄罗斯政府的负面反馈，因为这限制了俄罗斯联邦主体自主确定国家权力机关名称的权利，并且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1条。突然间，为了迎合某些人，他们强行通过了这项法案。"

在官方层面，博弈也在继续，联邦方面甚至还做出了让步。2015年2月，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联邦法律，将各共和国领导人使用"总统"称呼的期限延长一年，至2016年1月1日，由于当时其他共和国都已完成更名，这明显是为鞑靼斯坦一家设置的。

鞑靼斯坦方面则将"拖字诀"坚持到底。

2015年9月18日，在鞑靼斯坦总统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连任就职典礼上，前总统沙伊米耶夫为保留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总统"称呼进行了辩护：

"人们喜欢总统这一称呼，也喜欢我们的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被称为总统！这个称呼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词无法翻译成鞑靼语或俄语。这就是力量和权威所在！"随后，鞑靼斯坦国家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主席拉齐尔·瓦列耶夫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也支持保留"总统"这一称呼。鞑靼斯坦在国家杜马的代表伊尔达尔·吉尔穆特丁诺夫表示，2015年全年，共和国议会从未讨论过更名问题。

此时俄联邦总统普京出来发表了一番态度暧昧的发言，表示：地区最高领导人称呼的问题应由该地区的居民自行决定——由于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因此不能排除使用"总统"这一称呼的可能性。

2015年12月17日，在普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又有人问他关于更名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将尊重鞑靼斯坦人民的任何选择。所以你们自己决定，好吗？"

到2017年底，尽管根据联邦法律，各共和国领导人使用总统称呼的期限已于2016年1月1日结束，但鞑靼斯坦实际上仍保留了使用总统称呼的专属权利，在2016年和2017年没有任何关于更名的倡议或提议。

鞑靼斯坦领导层认为，由于总统职位和其他国家政体是在全民公投中确定的，因此对最高领导人职位的更名也需要进行全民公投。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可以通过投票来通过宪法法律。鞑靼斯坦领导层还表示，由于俄罗斯联邦与共和国之间的权力划分条约（该条约于2017年夏天到期）是由鞑靼斯坦总统签署的，因此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有合法权利被称为总统。

总之，无论如何，2015年当选的总统的职位在任期内不能被更名，只有在2020年选举中当选的下一任领导人才能使用新的称呼。毕竟鞑靼斯坦的政治家们几乎将总统地位视为该共和国1992年宣布的主权的最后体现。

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2021年9月27日，国家杜马审议了一项关于地区权力的新法案。该倡议规定，地区领导人应被称为"俄罗斯联邦主体首脑"，并进一步指明该主体。同时，考虑到地区的历史、民族和其他传统，可以为该职位提供额外的名称，但不能是"总统"。地区最高执行权力机关的名称将是"俄罗斯联邦主体政府"。该法案在所有地区都获得了批准，唯独鞑靼斯坦除外。

联邦法律№414-ФЗ"关于俄罗斯联邦主体组织公共权力的一般原则"于2021年12月21日被国家杜马通过，并由普京签署。据此，到2023年1月1日，"鞑靼斯坦总统"的职位名称应更改为"鞑靼斯坦首脑"。明尼哈诺夫表示，共和国将遵守该法律，尽管其意见未被听取。

2022年12月23日，鞑靼斯坦国家委员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现任共和国领导人将继续保留"总统"的称呼，而其继任者在2025年上任后将被称为"鞑靼斯坦共和国首脑（Раис）"。

2023年1月6日，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签署了相关法律。然而，1月26日，国家委员会在通过宪法修正案的过程中决定放弃过渡期，法律在同一天由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签署。因此，在法律正式公布10天后，从2023年2月6日起，该职位将被称为"首脑（Раис）"。

2023年2月4日，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签署了关于从2月6日起将"鞑靼斯坦总统办公室"更名为"鞑靼斯坦首脑行政机构"的法律。

由此，俄罗斯遍地总统的现象彻底消失——一个国家，一个总统。